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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官员如何发工资(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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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9-17 13:27:13 来源：网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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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食用一月。如果当时政府也要求大家搞“一日捐”的话，那么五斗米外还应加上现钱八十三文，无论怎么讲，这份收入不算是太低。
其实再深究起来，陶令的职务收入还不止这笔由钱谷合成的年薪。从晋代开始，政府又推行品官占田制，即官员可根据品级高低，向国家领取一块田地，所有权属国家，田里的收获归个人，简称占田，实际上也是职务收入的一部分。据萧统《陶渊明传》上讲，陶令的占田是三顷，他想全种上可以酿酒的秫(糯米)，道是“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可是县令太太不同意，“固请种粳(大米)”。夫妻坐下来商量生产计划，最后决定“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当然，这种田的事是“悉令吏种”，用不着陶令自己去打赤脚下田的。据其《归去来辞序》自述，在辞官之前，他曾“犹望一稔”，意思是等占田里谷物熟了，全收下来再走吧。谁知武昌传来了他妹妹病故的消息，这才下决心赶快开路。照笔者揣测，“犹望一稔”倒更像是他太太的意见，眼看稻米长在田里没法带走，岂不可惜？而妹妹的噩耗，则正好替他动员太太立即走路提供了借口。
田地、粮食、现钱三位一体的俸禄制度一直持续到唐代，碰到陶渊明这种中途去职换人的情况，田里的收成究竟如何分配呢？据《南史·循吏列传》介绍，最初的办法是同谷钱的年薪制配套，田里的收入也以年度为发放单位，芒种日以后去职的，收入归己，在此之前去职的，收入归后任。有个襄垣县令叫阮长之，将离任时，后任还没有赶到，遂“于芒种前一日解印绶”，以便后任名正言顺地得到这份收入。这是品德高尚的表现，所以被史官记载进《南史》中。然而这样一来，不只会造成县政府里有一个权力真空的过渡阶段，还有不少移交手续方面的麻烦，所以自宋文帝“元嘉末(453)改此科，计月分禄”，就是包括田地收入在内，官俸都从年薪制改为月薪制。不过照笔者想来，田里的谷物不是每月一熟的，不见得去任官员俟秋收后再专程前来割禾折算。“计月分禄”的办法，大概就是估算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产量，再由后任按时间为计算单位，以实物或现金折算给前任带走。
种田是“靠天吃饭”，所以这种产量估算，不免像现代人做粮食期货一样，是带点风险的，再加上由此引发的其他各种弊端，因此自唐代起，地方官员的职务收入中的谷物部分又从月薪制改回到年薪制。当时配给官员的公田叫职分田，像陶渊明这一级七品县令，依然是占田三顷，但规定不能再“使吏耕种”，即平调机关吏役的劳动力，而是出租给他人，无论收成好坏，都照事先约定的数额收租。为控制官员倚势盘剥，中央明文限定地租每亩“无过六斗”，并严禁租粮之外加征桑课(《唐会要·内外官职田》)。对于前后任交接换班的问题，据《封氏闻见记》载，是以端午日为标志，“五月五日以前到者，得职田米”。该书又称，濠州刺史高利奉旨调任楚州，为了让前任得到那份职田米，故意在上任途中随处耽搁，拖过端午后才去接印，“士论称之”。这行为与南朝时的阮长之差不多，都是实行年薪制的情况下出现的佳话。与此同时，在京师供职的官员仍然按月领俸，其中“基本工资”部分依官品分等，还有一些杂色名目的补贴则与职务挂钩。
宋代官俸中现金比例有限，苏东坡贬谪黄州期间所支俸禄，竟有一堆官办第三产业卖酒后退还的包装袋
从北宋起，由于职分田取消，不再存在计算田地收入之类的麻烦，实行了多年的年薪制也改回到月薪制。依《燕翼诒谋录》披露，宋朝建国初期的官员俸入都很低，县令的月薪不满十贯(每贯一千文钱)，其中还搭配一部分茶叶、盐、酒等一批实物折算。到了真宗景德三年(1006)，有过一次“普调”，其中县尉的月薪由三贯五百七十加到五贯五百九十。《梦溪笔谈》记有一则故事：一位县尉刚刚上任，有个举人写信给他哭穷，要求资助点粮食。县尉作诗答曰：“五贯五百九十俸，省钱请作足钱用。妻儿尚未厌糟糠，僮仆岂免遭饥冻？赎典赎解不曾休，吃酒吃肉何曾梦？为报江南痴秀才，更来谒索觅甚瓮。”
所谓“省钱”，指不足一贯之数的五百九十文钱也要当一贯使用。对比当时的物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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