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敦煌文书中的唐代官吏支俸凭证，在居延出土的汉简中也多有相似的实物，如有一条简文写道：“出钱六百，给东望燧长晏万闰月奉(俸)。”因知由汉及唐的工资给付形式，大体一贯。但笔者结合子部所见，窃以为宋代在承袭汉唐的同时，又有所创新，具体讲，其变化从支俸凭证开始。

    首先，从已见汉简唐牒的实物推度，过去的官吏支俸凭证，似乎都实行“实名制”，就是除了面值即俸禄钱额或折实之数外，还将受禄者的职务、姓名、计俸时间等，也都一一写明在凭证上。但宋代发给的券历，至少是其中用于领取实物(有时也可以协商折兑现钱)的那一部分给券，如驿券、馆券、仓券等等，好像不再搞实名制了。比如前文说到刚入仕途的三班奉职小官，除了月俸七百钱外，还给一张可以领取羊肉的驿券。又如政府对于出差、出使或兼领他职的官员，常用给券形式作为“添支”，就是津贴或加薪，有人以此作为人情馈赠。显然，这类给券是通兑不名的。此外，还有一些史料可以印证，即使是用来换取现钱的券历，也未必记名。比如《夷坚志》卷二记，南宋初，川军训练官蒋某在襄阳，忽“有五兵负钱五万、酒五尊，云太尉赐训练。蒋将犒以官券，已失所在”。同书卷六记，淮东军士李文奉命出差去钱塘，回程至常州，遇见上司吴超统军在途，托他带口信回家，“又命从使持官券十千，犒〔李〕文作路费”。假如说前一则所说用作小费犒赏的官券(即券历)还可能是领取实物之凭证，后一则讲明十千面值可作路费的官券，当是现金领取凭证无疑。笔者寡闻，像这种把不记名的支俸凭证，作为兑付券或代价券送人使用的情况，在宋代以前还没有见过。

    其次，既然支俸或折实的支俸凭证，已经可以当做兑付券或代价券，则其有效期限也就不会像汉唐时代规定“当日”或限定上旬中旬给付那样急促吧？《夷坚志》卷八记：“兴化人吴公诚，字君与。年七十，以大夫致仕，梦人告曰：‘公犹有俸金七百千在官。’既觉，取券历会之，凡积留未请者，正如其数。”就是说老吴梦醒后，把退休前尚未兑现的券历面值做一遍加法，恰好是七百千。这就印证了官员拿到支俸凭证后，完全可以在一个相对宽泛的期限内当做银行的活期存折闲置。该文又记老吴退休一年后死去，及三年丧期满，因为“其子与郡守有旧，悉以向所当得者复给之”，此又说明兑付的时限虽然宽泛，但毕竟还是有期限，仍旧不能等同于现钱。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清代俸银票即支俸凭证实物，均无受禄人姓名职务记实，也没兑付期限，估计都是沿袭宋代的做法。

    接下来就是由支俸凭证之有限的通兑性所促成的进一步变化了：众所周知，古代的政府发行纸币，始于南宋绍兴六年(1136)陪都发行局(即“行在交子务”)印发的“交子”，总数是二百三十万贯，用于东南各路。由于缺乏现金准备，大家反对，终于作罢。到了绍兴三十年二月，钱端礼任陪都市长(知临安府)，又试办新的纸币——会子。五个月后，钱市长改任财政部长官(户部侍郎)，在宋高宗支持下，正式推行由户部发行的会子，总额五十万贯，比起二十四年前交子共发二百三十万贯之数，缩量超过四分之三，可见小心翼翼。什么缘故？唯恐商民抵制，又蹈前辙。历代政府务求法币取信于民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先用于给公务员发薪，起示范作用。据《容斋三笔》记，这个办法就是钱部长创始的：“绍兴三十年，钱端礼为户部侍郎，委徽州撩造纸五十万，边幅皆不剪裁，初以分数给朝士俸。”因为仅限于京官范围，当时通称“行在会子”。

    会子就是可以直接充当流通手段与支付手段的货币符号，比较起兑付地点和兑付时间仍有一定限制的原先的券历，性质骤变。京官们在预先得知将以会子支俸时的忐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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