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厉之世的柞钟：“仲大师右柞，柞易载朱黄，司五邑甸人吏……对扬仲大师休。”（白川静，1971：899）柞担任的是王官，接受的是王命，仲大师参加策命礼，站在柞的右边，当是柞的推荐人或上司，柞作器“对扬仲大师休”而不再“对扬王休”，与铜器颂扬的文词惯例不合。这种受职公堂谢恩私门的情形，可能是王政陵夷，也可能由于世官制已摇摇欲坠，任官的候选人必须有人保荐，有人赏识，有人考评；于是得官者对这位恩人感激涕零了。

铜器铭文中有若干证据，说明西周的政府已有相当专业的僚属（Cho—yunHsu，1966：520-521）。在本章前文已引过《尚书》“酒诰”：“侯、甸、男、卫；矧太史友、内史友，越献臣百宗工。”师父鼎：“王乎内史册命师父……用嗣乃父官友。”“友”可作出入相友的朋友解，可以作族姓相同的百姓解，也可作仆属解（刘家和，1981：129）。这二处的“友”，在令彝与“寮”联言，还提到卿事寮的组织：“佳八月辰在甲申，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丁亥，令久告于周公宫，公令同卿事寮。佳十月月吉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令，舍三事令，卿事寮，者尹，里君，百工，者侯，侯田男舍四方令，既咸令。甲申，明公用牲于京宫，乙酉，用牲于康宫，咸既，用牲于王。明公归自王。明公易亢师鬯金牛曰用，易令鬯金牛曰用。乃令曰：今我惟令女二人，亢，爽左右于乃寮以乃友事。”（白川静，1964：276—303）令彝作器人的长官明保，受命主持“三事”“四方”。三事指政府，四方指中央以外的各地方。在明公东去成周主持祭典时，先吩咐属员出京与卿事寮会合。在成周，明保奉行王命于内外两批人员，内是以三事令，管领卿事寮，各主官（尹）以及东都的地方首长（里君）、大小官员（百工）；外是以四方令管领诸侯包括侯、田、男三类封君。祭把完毕后，明公吩咐亢与久负责僚友的工作，最后这一段的乃寮乃友，大约是明公自己的幕僚，而前文的卿事寮则是王室政府中的僚属（相当于秘书处），因为明保的特殊任务，这些僚属也须向他报告工作情形。本器的时代相当早，既是周公儿子时事，自然离周初不远。西周政府已有相当复杂的组织。单论卿事寮而言，晚于令彝的番生殷也有之：“丕显皇且考，穆穆克誓厥德，严在上，广启厥孙子于下，于大服。番生不敢弗帅井皇且考不杯元德，用大令，王立，虔夙夜。尃求不德，用谏四方，远能。王令公族、卿事、大史察。”（图40）（白川静，1969B：424）番生显然也是居高位的大臣，才能以调和重臣（大服）自居，也才能自称辅弼王位。他的工作是主管公族及卿事与太史寮。大约因为番生是王族，是以有相当于宗伯的身分。卿事及太史寮一语，可能指卿事寮与太史寮已经分化的两个单位。更晚的毛公鼎铭，其中卿事寮、太史寮已明白分开：“王曰：父，今余唯先王命，命女亟一方，我邦我家；女于政……善效乃友正。王曰：父，已曰彶卿事寮，大史寮，于父即尹，命女司公族，三有司，小子，师氏，虎臣；朕褺事，以乃族干吾王身。”（白川静，1970A：680）毛公奉命主持两寮，反映周王朝已有外朝与内朝两套幕僚组织。寮友，也就是今日的“公务员”。《诗经》“邶风·北门”：“出自北门，忧心殷殷，终窶且贫，莫知我艰，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王事适我，政事一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遍谴我。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遗我。我入自外，室人交遍摧我。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这大约正是公务员的感叹。他们不会是番生、毛公一类人物，不会是“尹”与“正”的主官人员。他们只能是僚属，一批“常务”人员。政府事务日繁，单由贵族中的若干高级人员治理，已是不可能的事。僚友组织的发生，正是政事日繁的反应。一个僚属系统分化为两个，又反映了政府组织日益扩大。

太史寮，自然由史官系统衍生。史官的工作，不论其宗教的功能（如祝宗卜史）或纪录的功能（如掌书的职务），都代表传统的知识与掌握知识的能力。周代殷为中国的主人，殷代的史官挟其知识，仍在王室服务。白川静认为史官是殷遗，大体上是对的（白川静，1973：3—68）。这种工作人员不难构成一个世袭的僚属团体，属于职务，不属于个人。师父鼎，“用乃父官友”（白川静，1968：517），正因为承袭了官职，也就承袭了父亲的僚属。

周代史官的谱系，可能起源更在殷代以前。《国语》“楚语下”，观射父叙述祝宗的起源，前者是“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后者是“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

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旧典者”。其实这些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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