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史官的工作。祝宗卜史连言，不为无故。观射父义接下去叙述由尧至于夏商，祝宗的系统不断，而在周代则有程伯休父是其后人，据说“当宣王时，失其官守，而为司马氏”。《诗经》“大雅·常武”：“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陈行，戒我师旅。”诗中的程伯休父，虽然统领师旅，官职却是尹氏。王国维指出，内史尹、作册尹独称尹氏，以其位尊。陈梦家以为尹氏是史官系统的首长。均已见前文。程伯休父由史官之长统兵，遂使观射父感慨为“失其官守”。由程伯一例，一方面可见史官世职渊源之长远，另一方面也可见西周晚期世官制度的渐渐崩解。本文前面提到舀世掌卜事，却又是成周八师的家司土，其情形与程伯的例子正同。太史寮与卿事奈的分立以及史官系统又分化为大史、内史、作册三系，而最后演变为内史最有权。这个现象使居于幕僚职位的世袭史官在实际政务上获得空前的影响力。其中若干成员由祝宗卜史转任卿上，也就不足为奇了。
西周策命金文中，常见有详细列出新任官员的任务，不仅有此人的职位，还有他该管的事务。在本文前节己列举不少例证。任务的性质大小繁易不等，有行政职务，有军事职务；有长期性的职务，也有一时的差遣。即使是承袭祖先的工作，策命中仍不厌其烦的列举，例如前举师西与询二人，受命指挥的军事单位，一个一个的列出。如果政治组织已经相当制度化了，某人任某职，其权力及职掌部已在规定之中，不烦一次一次重复说明。另一方面，西周政府中明明己有三有司……等等职衔，似乎职官的工作范围及性质已有大致的约定。一人的任命却又常包括许多不相关联的官职。同时，史官系统的官员，如上节所述，可以迁转于其他工作，则职务的划分，显然不如“人”的因素重要。大致西周由世官制度逐渐演变，走向制度化的方向，王朝的政府组织越来越确定化。可是这个过程并未完成，西周的统治即已结束。由西周金文策命文件中呈现的，遂不免是上述的过渡与混合现象。
上文曾录下毛公鼎的铭文，其中“我邦”“我家”并列，可见当时人的心目中，邦国与王室，已不能划一个等号。宫中与府中的分野，在汉代有明确的规定。大司农管国家财政，少府管王室的财务。毛公鼎铭以邦家分开为两个单位，殆是汉代观念的滥觞。蔡殷铭记载蔡任“宰”的纪录。策命礼中，另有一位宰舀襄礼，铭文：“王若曰：斋，昔先王既令女乍宰，司王家。今余隹乃令，令女舀，疋时各，死司王家外内，毋敢又不闻。司百工，出入姜氏令，厥又见，又即令，厥非先告，毋敢疾又入告，女毋弗善效姜氏人，勿吏敢又疾止从狱。”（白川静，1968B：101—107）当时已有宰舀任职，可是蔡（）也早在完王时即已任“宰”的职务，其任务是“司王家”，足见舀与蔡并不是前后任的关系，而是同时任宰。今王的任命也是吩咐舀与蔡分工合作，司理王家“外”“内”。下文对蔡的工作性质，则明确的厘定为出纳王后姜氏的命令，管理百工，有人要见王后姜氏，必须经过蔡，蔡也负责督察“姜氏人”——当是宫中的百工臣妾。本铭的二宰，舀的工作是大宰或宰，蔡的工作是内宰或宫宰。《礼记》“月令”：“仲冬命奄尹申宫令，审门闾，谨房室，必重闭。”郑注：“奄尹于周则为内宰，掌治王之内政宫令，几出入及开闭之职。”正与蔡的工作性质相符（郭沫若，1957：103）。蔡是懿孝以后器，比毛公鼎早，是则在西周中期，大宰与内宰的分工，已象征邦国与王室有别了。
毛公鼎铭有卿事寮与太史寮同时出现。如陈梦家所说，史官系统的分化，使内史部分成为最有权力的机构（见本章前文）。令彝铭文中明保卿事寮及“舍三事令”，是以卿事寮当是三有事的僚属。相对的，史官由于常在王左右而渐变为王的私僚属，内史名称，即由此而来。卿事察当为汉代所谓“府中”的工作人员，而太史寮（实即内史）则是“宫中”的系统。中国历史上内朝与外朝的区分，列朝都有之。整个中国政府制度演变的趋势，常由内朝逐渐夺取了外朝的权力。宫中与府中的分野，及宫中的得势，其实在西周中期已经肇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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