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正是因为事功的历史相对性，惯以不变应万变的中国人才把立言放置到了立功的上位。而这种价值判断起码在如何衡量萨缪尔森一生业绩的问题上堪可一用。结论就是，多少年之后，几乎不难肯定，萨缪尔森的学说中可以用以指导实践的成分比之今日不会更多只会更少，但是，因为萨缪尔森的学说而启蒙的经济学人则必定会比今日更多、更好地经世济民。

这也正是为什么仅就学术而论算不上萨缪尔森最具创造力的专著《经济学》，反而成为了萨氏一生最为厚重的人生丰碑的原因所在。1948年以来，这部可能只适用于初学者的经济学入门教材已经发行至第19版，并且用四十多种语言行销全球逾400万册。

萨缪尔森的同事、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院前院长詹姆斯·波特巴曾说，“在许多大学校园，学习经济学实际上就等同于学习萨缪尔森写的教科书”，而作为受其恩泽的后辈学人中的佼佼者，如诺奖得主劳伦斯·克雷、保罗·克鲁格曼、约瑟夫·斯蒂格利兹，以及美联储现任主席本·伯南克等，他们代表、并且还将薪火相传的萨氏门徒，无疑已经、正在并且还将在知和行两个维度上，一体永葆业师不老。

萨缪尔森与中国

不同于学术对手弗里德曼，萨缪尔森一生从未踏足中国。当然，这没有关系，学术没有国界，萨氏门徒如今早已遍布华夏。

如果不是因为老迈年高，如今的中国对于自命为中间道路经济学家的萨缪尔森来说本应成为其着眼的重点，毕竟，在他八十多岁谈到中国时还说过，“拥有12亿人口的中国，正在从一种命令式的计划经济发展成为一种混合的市场经济”——请注意，“混合”这个看似平常的定语对于本质上属于凯恩斯信徒的萨缪尔森来说意义重大，因为在他看来，“纯粹的资本主义只是在上世纪20年代的美国才能找到，现在，它成了一个已经灭绝的物种”。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历史就是如此吊诡。中国这个马上就要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混合经济体，即便在她最终下定决心与市场经济实行“混合”时，混合经济的倡导人萨缪尔森对其而言不过还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学术掮客而已。

“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这一标准，我们必须对这本书的理论体系持否定的态度。此外，考虑到我国的国情，我们也必须如此。……如果不对美化西方资本主义的理论体系加以否定，那就会在我国造成意识形态的混乱状态，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今天年轻的读者恐怕难以想象，如此严厉的批驳迟至1991年9月，竟然还在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第12版中译本“译者序”中义正词严地宣告。尽管1979年时，中国本土经济学家董辅礽即已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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