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凡中国士人的追求，按其进阶不难概括为立功、立言、立德。对此，身为犹太裔美国人的萨缪尔森想必不知所云，不过无心插柳之下，一生功业倒也冥冥中接近了东方智慧的圆满。

此处撇开人言人殊的德业不谈，萨缪尔森的学养改变了经济学发展的方向，所以也就改变了人类观察、分析、解释、控制经济现象乃至社会现象的方法与手段。由此，只要身在真正尊崇德（指民主）、赛（指科学）两先生的环境中，萨氏自有从者依其经济学成果建功立业。

当然，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一生浸淫其中的萨缪尔森不可能如发现三大力学定律的牛顿那样膺服四海，更不可能如教会神职人员那样永远正确。在其治学生涯，起码有米尔顿·弗里德曼始终不遗余力与其论争。及至实际操作层面，萨氏更是无论在为《金融时报》撰写经济预测，还是在为美国总统担任经济顾问的经历中，都曾留下过甚为难堪的记录。

并不以自谦为美德的萨缪尔森对于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局限性了然于心。上世纪70年代初，正值萨氏因成为美国首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而声名最隆之时，他却为了石油危机引发全球经济衰退而直陈不讳:“我们都不像传说中的魔法师那样，能够解决目前的问题。这一事实是混合经济的一大污点，也是对我这一代经济学家可悲的责难。”

这种责难不可能从本质上被消灭。2008年，面对又一波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这次轮到耄耋之年的萨缪尔森得意洋洋，而其老对手——同样伟大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则只能在天堂里忍受论敌发出的揶揄:“今天，我们见识了米尔顿认为的一个市场能够调节它自身的观点到底有多么的错误。我希望弗里德曼依然活着，这样他就能够见证他自己观念中的极端主义是如何导致自身的失败的。”

也许正是因为事功的历史相对性，惯以不变应万变的中国人才把立言放置到了立功的上位。而这种价值判断起码在如何衡量萨缪尔森一生业绩的问题上堪可一用。结论就是，多少年之后，几乎不难肯定，萨缪尔森的学说中可以用以指导实践的成分比之今日不会更多只会更少，但是，因为萨缪尔森的学说而启蒙的经济学人则必定会比今日更多、更好地经世济民。

这也正是为什么仅就学术而论算不上萨缪尔森最具创造力的专著《经济学》，反而成为了萨氏一生最为厚重的人生丰碑的原因所在。1948年以来，这部可能只适用于初学者的经济学入门教材已经发行至第19版，并且用四十多种语言行销全球逾400万册。

萨缪尔森的同事、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院前院长詹姆斯·波特巴曾说，“在许多大学校园，学习经济学实际上就等同于学习萨缪尔森写的教科书”，而作为受其恩泽的后辈学人中的佼佼者，如诺奖得主劳伦斯·克雷、保罗·克鲁格曼、约瑟夫·斯蒂格利兹，以及美联储现任主席本·伯南克等，他们代表、并且还将薪火相传的萨氏门徒，无疑已经、正在并且还将在知和行两个维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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