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确实就是中国的今天所脱胎的昨天。作家余华认为，一个西方人活400年才能经历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活40年就足够了。的确如此，短短十几年过后，那个原本被认为“会在我国造成严重后果”的萨缪尔森一跃成为了众生景仰的宗师，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是轻舟已过万重山。

难道这就是所谓“中国奇迹”的神奇之处？在今天，随便走近街头巷尾杂乱堆着盗版书籍的三轮车，就会发现这些堪称最具权威的畅销书榜中，赫然并列着郭敬明和萨缪尔森的长大作，难道这就是今天的中国真心皈依市场经济的内在表现？再或者，中国东部沿海那些动辄要求工人连续工作十二个小时的“世界工厂”既为老板也为国家创富的过程，难道就是因为感召于“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

因为上述疑问的存在，一代宗师萨缪尔森去则去矣，但其身后，需要后辈学人，尤其是中国本土经济学人超越乃师的学术、乃至思想课题太多太多。犹记弗里德曼去世时，萨缪尔森称赞他“改变了经济学家这一职业的构造和思想意识，比其他任何人都要深远”，现在，该轮到萨缪尔森的学徒们，展示他们真正改变了的、配得起逝者耕耘一生的才华与辛勤的、经济学的职业构造和思想意识了。而中国，也许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并且更适合，经济学之花烂漫竞艳。

12月13日，一代经济学泰斗保罗·安东尼·萨缪尔森（Paul Anthony Samuelson）在其麻省家中逝世，享年94岁。

萨缪尔森一生著述无数、桃李无数、桂冠无数，身后哀荣备至、盛誉沓来自然不在话下。只不过，如果一定要用一条精简的评语论定其身份，相较之下最达意者莫若萨氏自评——“经济学的最后一个通才”。

萨缪尔森与经济学

1931年9月2日，这是当时年仅15岁的萨缪尔森入读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日子，凡此以后，自称“为经济学而生”的萨氏自说自话地将自己的生日“定”在了这天。

出生经济学世家的萨缪尔森自然不会止步于“为经济学而生”，很大程度上，他也的确做到了自我期许的“经济学为我而生”。至于其成就，仅萦萦大者即包括:他将数学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帮助经济困境中上台的肯尼迪政府制定了著名的“肯尼迪减税方案”，并且写出了一部被数百万大学生奉为经典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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