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近九旬的让·路易·葛诃朗至今回忆起在德国的劳工经历都激动得不能自持。与战俘不同，作为劳工，让·路易·葛诃朗可以在柏林街头散步，甚至他还有一点点的工资可以让他坐在咖啡馆喝咖啡，所以他得以有机会与德国女人接触和交谈。当然并非完全没有限制，但这种限制反而使得年轻人的爱情更充满趣味性。让·路易·葛诃朗和柏林的德国女人相爱了，那一年他只有二十岁。在他们的孩子出生后不久，德国战败，二战结束，他和其他的劳工一道被遣返回了法国，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德国。

被诅咒的孩子

本来世界上所有孩子的出生理应都受到赞美，而这些二战期间的德法私生子的出生却伴随着诅咒，因为他们是家族和国家耻辱的证物。无论在德国还是法国，几乎所有的二战私生子都经历了孤独与隔绝的童年。

《生于被禁止的爱情》的作者乔思安·克鲁伊在书中描述道，七岁那年，因为同学骂她是“德国佬的杂种”，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与其他孩子的不同。在她的整个童年时期，充斥了白眼、侮辱和拒绝，没有孩子愿意接受她成为自己的朋友，在漫长的孤独童年里，她只能幻想自己的父亲是一位英雄或者神来聊以自慰。

克劳斯·彼得·尼克尔从不知道自己有一半的法国血统，直到五十岁那年，他收到一封陌生人的信，来信的是他的血缘上的姨妈。姨妈在信中告诉他，他是法国劳工和德国女人的儿子，他的母亲为了逃避流言蜚语，将他送给别人收养。从那以后，在童年时期遭遇的所有疏离与粗暴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于是他开始寻找他的父亲，但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即使经过那么多年，身边的长辈们仍然认为他的存在是一种耻辱。

战争儿童全国互助会(ANEG)的创始人吉奈恩·尼伏娃在十三岁那一年明白了许多事，为什么自己的出生证明上写着“父亲不详”，为什么自己的外祖父不喜欢自己，为什么同学和邻居会看不起自己。这不仅仅因为她的母亲是单亲母亲，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她的父亲是个德国军人。

二战结束后，几千名“直接通敌”的法国妇女被剃光头发，游街示众，而她们的孩子有的被遗弃，有的被送养，有的虽然自己抚养却被粗暴对待。热拉尔·佩里奥克斯的母亲幸运地逃过了游街示众和种种凌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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