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理大发现时代的美洲，被疾病瓦解的则不是入侵者的力量，相反是抵抗者。自麦克尼尔在本书提出这一见解以来，学界已达成这一共识：西班牙人之所以能以极少数人征服美洲，很大程度上乃是因为印第安人无法抵御入侵者携带的传染病而大批死去，而这又瓦解了幸存者的斗志。《生态扩张主义》一书又发展了这一观点，更系统地解释了这样一个现象：为何欧洲裔白人在南北美洲取代、消灭、征服了当地土著，但在非洲，他们除了南非的少量白人之外，几乎没有定居成功过。答案很简单：美洲土著的免疫系统无法抵抗欧洲人的疾病，欧洲的动植物在美洲也能顺利生长，但这两点在非洲都不存在。仅仅疟疾和热带疾病这一因素，就基本上挫败了所有欧洲人想在热带非洲和新几内亚低地定居的企图。

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和蒙古骑兵征服欧亚大陆一样，在使得世界第一次实现“全球化”的同时，也使疫病传播变得全球化了，大航海不仅造就了欧洲人的霸权，也编织成一张全球疫病网络。没有传播，任何瘟疫都只能是地方性的。这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另一面：一个使文化、贸易、政治得以统一的交通圈，也正是一个疾病圈，疫情传播的模式常常与这个区域内人口流动和商品交流同步进行。而军队作为一种特殊的移动人口，也常常成为瘟疫传播的重要因素。曹树基在《鼠疫：战争与和平》中证实，战争的直接后果就是引发人口流动，而军人的密集共处常使得军队途经或驻扎处成为鼠疫流行的起点。因而古代在大军过后，常常不仅是武器造成的破坏，更多的还有瘟疫传播留下的累累尸骨。

与现代相反，在所有文明社会的早期历史上，城市都更容易受到传染病的威胁。原因很简单：几乎所有前现代城市都非常肮脏，恶劣的卫生环境极容易滋生传染病，而城市的人群接触又远比乡村频繁复杂，使疾病传播能迅速蔓延。西欧城市中弥漫的恶臭要等1775年抽水马桶发明后才逐渐好转，但即使如此，19世纪英国一些工人贫民窟的卫生状况仍是令人作呕的。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曾说，近代作家笔下适宜治疗结核病的旅行地点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点：离弃城市。从当时生态史的角度来看，这一点实在不难理解。

直到18世纪后，现代医学才逐渐开始“驯服”流行病。这确实是世界历史的关键转折点之一，以往瘟疫常常成为人们强化宗教信仰的理由(因为疾病被认为是“天谴”)，而对传染病的控制使得人们放松了对身体的控制，一如本书所言，“由此，真正的进步出现了：那种认为人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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