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结果，许多遗传学家被认定在哲学上属于所谓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学派。就是因为这个罪名，那些遗传学家被调离了共产主义学院，苏联实验遗传学学派创始人和群体遗传学奠基人切特维里科夫则被从莫斯科赶了出去，先被流放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然后被赶到符拉迪米尔。流放中的这位遗传学一代宗师再也不能从事遗传学研究，等到1955年平反复职时，他已是垂垂老矣，什么都不能做，根本无法重返自己的工作岗位了。1959年他荣获达尔文特别奖，这是德国自然科学院为纪念达尔文的经典著作《物种起源》出版一百周年而颁发的奖状。这份殊荣堪称姗姗来迟——获奖时他已是奄奄一息，双目失明。把颁奖的电报向他读了没过几天，他就与世长辞了。

李森科没有投入1929—1934年的那场混战。但那场混战对他却是至关紧要的——正是从那场混战中，他看出遗传学与当局的紧张关系，看出在苏联自然科学领域尤其是遗传学领域进行阶级斗争的广阔天地，从而最终选定了“无产阶级金棍子”的人生道路。所以，那场混战的硝烟还未散尽，他就又收罗人马，披挂上阵了。

新的生物学论战肇始于1935年6月在敖德萨植物遗传研究所举行的农业科学院院外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李森科帮派与瓦维洛夫学派展开了第一次集中的争论。稍后在李森科和普列津特主编的《春化》杂志上，发起了对遗传学和育种学更为尖锐的攻击，论战由此逐渐发展为全国规模，而在1936年12月12日至27日召开的全苏农业科学院第四届会议上达到高潮。这次会议成了苏联生物学史的一个分水岭：从此之后，苏联生物学的两大分支学科——遗传学和农艺学——便分道扬镳了。李森科所独霸的农艺学，再也不可能与真正的遗传学合作，因为真正的遗传学——经典遗传学——已经被当成国家政权的敌人，因而成了专政对象!

在1936年12月的全苏农业科学院第四届会议上，李森科和普列津特做了范围广泛的演说。李森科演说的前几个部分是关于达尔文主义的一般性宣传，然后就转入了对遗传学的全面声讨。李森科强调，有必要对遗传学的基本概念进行重新评价。那么怎样重新评价呢?李森科宣称：遗传是有生命物质的一种普遍的内在特性，因此，它不需要一个位于染色体上的、代代相传的单独的遗传系统。他索性不承认有什么基因。李森科气势如虹，令全世界的科学家瞠目结舌。他对遗传学连一个真正学术性的反对观点都提不出来，但这并不妨碍他作出这样的武断结论：“细胞的染色体包含一种与一切其他部分相分离的遗传物质(遗传型)”，他说，这种理论完全是“遗传学家捏造出来的”。

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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