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后，契诃夫给妹妹立下遗嘱，将财产分别留给母亲、妹妹和妻子，他特意强调，“在母亲和你去世之后，全部财产捐给塔甘罗格市政府用作家乡教育基金”。他在遗嘱的最后写道：“帮助穷人，爱护母亲，保持全家的和睦。”小说《草原》写成之后，契诃夫曾谦虚地表示，“草原之王”果戈理或许会为之生气，因为“我怀着善意闯入了他的领地”。而契诃夫的“善意”，则的确是他始终怀有的，在他的一生中随处可见。

契诃夫的善良，更深刻地体现在他的创作中。契诃夫的许多中短篇小说在中国家喻户晓，人们在肯定它们叙述简洁、形象鲜活的同时，也往往喜欢强调契诃夫的“辛辣嘲讽”、“无情鞭笞”。其实，契诃夫对笔下的主人公是充满爱意的，即使对于那些“反派”人物，也不采取敌视态度或抱有恶意。借用普希金概括果戈理创作的话来说，契诃夫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就是揭示“庸俗人的庸俗”，然而，契诃夫之所以写人的“庸俗”，正是为了表达他对现实中人性和人格之不完善的痛心疾首，其目的仍在于治病救人。契诃夫试图在其创作中营造一个各色文学人物平等共处的“民主王国”，诚如他自己所言，他的作品中“既没有恶棍，也没有天使……我不谴责任何人，也不为任何人辩护”。

挤出奴性，给人性腾出空间，实现人在精神上的充分发展，让所有人平等地共享民主的社会和自由的王国，这应该就是契诃夫及其文学的根本追求。契诃夫很早就体验到了人与人之间的疏远和隔膜，感觉到环境对人构成的强大挑战，并在《忧伤》、《草原》和《第六病室》等作品中给出了相应的艺术表达。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放弃对人的信赖和关于人的信念，而始终赋予其笔下人物以强烈的理想色彩，而且，越到创作后期，这种相信人的未来的大善良表现得越明显。

值得一提的还有契诃夫笔下的女性形象，无论是小说中的“带小狗的女人”和“新娘”，还是戏剧中的“三姐妹”，她们对理想的憧憬，对新生活的向往，既体现了契诃夫本人关爱女性、主张性别平等的“女性主义”，同时也是契诃夫本人关于人的信念的具体显现。

契诃夫去世100周年时，莫斯科艺术剧院前的街角矗立起一座契诃夫纪念碑，纪念碑仿佛就是契诃夫谦逊和善良的化身：身材修长的契诃夫背倚着一座半人高的台子，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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