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核心观点之一是，“很少有逃兵真的是懦夫”。格拉斯还写道：“对逃兵表现出最多同情心的人同样是来自前线的战士。”他说，二战期间有太多的战斗任务落在太少的人肩上。许多人就这样崩溃了。拙劣的指挥往往是一个因素。格拉斯写道：“任何连、任何营、任何师的高逃兵率都反映了指挥与后勤工作的失败。不只开小差的人要负责任，指挥官也要负责任。”

战士的心

格拉斯在书中集中关注了三名逃兵的经历，这三个人分别在法国、意大利和非洲擅离职守。

其中一位年轻人来自美国布鲁克林，他曾在意大利和法国追随第36步兵师英勇作战，后来身心崩溃。第二个人是英国诗人弗农·斯坎内尔，他在位于埃及的“穆斯塔法兵营”——一处严酷的战俘营受过苦。第三个人是来自美国田纳西州的农村男孩，他在开小差以前曾随第2步兵师奋勇作战，后来在解放后的巴黎干过犯罪的勾当。

文章指出，术语总是随时代改变。在“创伤后应激障碍”一词出现以前有“战斗疲劳症”。再之前，在一战时，还有“炮弹休克症”。伊丽莎白·萨梅特在有趣的《战士心：在西点阅读和平与战争》一书中说，上述同样的东西还有另一个颇能引起共鸣的叫法，那就是“战士心”。

《逃兵》一书竭尽所能讲述了关于军人心灵的许多事情。这本书印证了在二战时担任陆军上校的查尔斯·麦克唐纳曾经说过的一句真理：“描写逆境中的美国大兵总能给你带来丰富的体验，不亚于描写那些胜利光环下的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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