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449年7月，23岁的明英宗亲征蒙古瓦剌部落。虽然这场亲征的行动显得草率，但明王朝的禁卫军毕竟是经营了70年的王者之师，这场亲征无异于是对禁卫军的一场总的实战考核。

    事实是无情的。这场亲征的结果是，明王朝的禁卫军败得一塌涂地。虽然明军是主动出征，但每一场交兵都是被动挨打，一路落败，30万大军有去无还，英宗皇帝被蒙古瓦剌军俘获，明王朝的虚弱本质彻底暴露。如果不是瓦剌人缺乏问鼎中原的实力准备，那么明王朝的灾难将与北宋灭亡相雷同。

    自明成祖开创了授予内臣提督禁卫军的先例，明朝在制度上便确认了宦官的统兵权。在特定意义上说，皇帝将宦官视为他的私人代表，因而尽管知晓宦官掌权会带来很多危害，但明代历任皇帝都自认为，没有比任用宦官更有利于维护皇权的。明代第五任皇帝明英宗即位时只有10岁，陪伴他长大的宦官首领王振，就成了代理皇帝管理禁卫军当然人选。王振的职位是内衙总提督，其侄王山历任锦衣卫千户、指挥同知。王振借助皇帝的幼稚、软弱和轻信，大肆扩张自己的权势，以至于成了朝廷政务的实际决策人。当时朝廷风气空前恶劣，正直官员难以立身，朝野百官无论是为了投机得利还是为了苟全官位，几乎全部倾倒于王振的权势。

    王振在民间本是一个科举屡屡不中的落魄书生，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愤而“净身”做了宦官。他在内廷的得势，只足以滋长和满足他的私欲。这样的人根本不具有管理国家的才能，当然也不会管理军队。依附于他的宦官在禁卫军充任提督，也只能使士气颓败，弊陋丛生。

    蒙古瓦剌部落的首领在英宗即位初年是顺宁王脱欢。正统八年(公元1443)四月，脱欢去世，其子也先继承王位。瓦剌部在蒙古诸部中一直平平，从脱欢杀死阿鲁台、吞并诸部以后，日渐强盛，称雄于北部中国；到健壮勇武、能征善战的也先继位，瓦剌更是兵强马盛，不仅不受明廷约束，反而不断犯边，攻击塞北边镇，挑起事端。北部边境进入了多事之秋。

    正统十二年(公元1447)正月，巡抚宣府、大同的佥都御史罗亨信预测瓦剌将对明王朝构成威胁，郑重上书皇帝，指出瓦剌图谋入寇，应增置边防城市的武备，不然将会留下大患。但是包括兵部尚书在内的大臣，都因为畏惧王振的淫威，不敢在备战问题上有所作为。而王振只是以备战为借口，向边地民间增加税收项目。在瓦剌多次试探性地进犯和大臣多次上书请求加强军事力量的压力下，到正统十四年六月末时，禁卫军统帅、内衙总提督王振这才应付了事地派人到大同、宣府分练京师禁卫军，以防备瓦剌南侵。然而，已经来不及了。

    瓦剌南侵的导火索是贡使事件。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二月，也先遣使二千余人进贡良马，诈称是3000人。总提督王振大为气愤，认为诈称贡使人数是蔑视朝廷，下令削减马价。贡使称：“这是聘礼。”意即也先要娶皇室公主。朝廷答复：“没有许配婚姻。”原来在此之前，也先遣使入贡，厚贿明廷通事官员，通事详告国内虚实；也先向通事表达通婚意愿，通事私下许诺，又不奏报朝廷。也先以为通婚成功，这才以贡马作为聘礼。也先想不到明廷不仅削减马价，还拒绝通婚，恼羞成怒之下，遂决意调动兵马，大规模入寇大同。

    秋7月，也先统领强悍的瓦剌骑军大举犯边，势如破竹。北部边境告急的十万火急军报送达京师，京师一片慌乱。7月8日，也先军团进入明朝境内，兵锋甚锐，势不可挡。明廷大同守军溃不成军，塞外一应要隘、城堡陷落，瓦剌军所向披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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