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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帝师制度与元廷崇奉藏传佛教[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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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10-17 17:10:0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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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上的老师，其地位十分崇高。例如，在百官上朝、排列队伍时，在皇帝座位边上，专为帝师设有座位。朝廷对于帝师的敬重和尊崇，无所不用其至。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胡助《京华杂兴诗》说：嗟彼西方教，崇盛何炜煌。至尊犹弟子，奴隶视侯王。元代僧尼人数之多，实为惊人。宣政院奏：至元二十八年天下寺宇四万二千三百一十八区，僧、尼二十一万三千一百四十八人（《元史》卷16《世祖纪》十三）。因此，当时有宋朝宫殿元朝寺的说法。附图：元朝初年八思巴靓见忽必烈（右，蒙元尚右）壁画
英宗及其以后诸帝，对帝师滥行赏赐，耽作佛寺，弄得朝廷财政经常支绌，以致朝廷未尚有一日之储。而有些佛教徒怙势恣睢，日新月盛，气焰熏灼，延于四方，为害不可胜言（《元史o释老传》）。如世祖时杨琏真加为江南释教总统，"发掘故宋赵氏诸陵之在钱唐、绍兴者及其大臣墓凡一百一所；戕杀平民四人；受入献美女宝物无算；且攘夺盗取财物，计金一千七百两，银六千八百两……钞一十一万六千二百锭，田二万三千亩，私庇平民不输公赋者二万三千户（同上）。至大元年(1308年)，上都开元寺西僧强市民薪，民诉诸留守李璧，璧方询问其由，僧已率其党持白梃突入公府，隔案引璧发……捶扑交下，拽之以归，闭诸空室，久乃得脱，奔诉于朝，遇赦以免(同上)。至大二年(1309年)，有僧龚柯等十八人，与诸王合儿八剌妃忽图赤的斤争道，拉妃堕车殴之，且有犯上等语，事闻，诏释不问。可见，这些西番僧人中，有些人不单是奴隶视侯王，而且竟有犯上等语，皇帝也无可奈何，诏释不问。泰定二年(1329年)，平凉府及静、会、定西等州，西番僧佩金字圆符，假馆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污女妇。到了顺帝时，部分僧侣出入宫禁，丑声四布。顺帝宫闱内部以荒淫著称的演揲儿法及其他丑事等，都与黑帽系第四世海佛名乳必多吉的密法传授有关（王辅仁、陈庆英《蒙藏民族关系史略》）。至于民间，更有不法僧尼，以佛护身，奸贪淫移，无所不至（《荣祭酒遗文集o论佛》）。这些不法僧尼，削发披缁，托身外名，归净域实恋尘缘。元代一位姓白(佚名)的诗人，做过一首讽刺不法僧道娶妻买妾的诗，题目曰《戏题》，诗云：红红白白好花枝，尽被山僧折取归。只有野薇颜色浅，也来钩惹道人衣（陈衍《元诗纪事》）。
从元朝起，吐蕃的佛教与蒙古的君主与贵族之间，就结下了亲密的关系，也因共同宗教信仰的关系，使蒙古与吐蕃的蒙、藏两族关系拉得更近。吐蕃的两次神权政权，都是在蒙古人的支持下和藏族人自己的努力下建立的。第一次是萨迦宗的政权，是由忽必烈支持的。第二次达赖喇嘛的政权，则是先由阿勒坦汗、后由卫拉特和硕特的顾实汗支持建立的。而这些法主们对于蒙古的影响力也极大。宗教与国家相互并存而不可分的观念，在蒙古曾极普遍，而且根深蒂固。换言之，高级僧侣和贵族就是象征这种理论的封建制度的两根支柱。这样更使蒙古的汗族与达赖喇嘛的世系，结下了不解之缘（札奇斯钦《蒙古文化与社会》，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这种观念的产生，推研它的肇始当在元朝（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发行版）。
元代内地流行的佛教，分为禅（禅宗）、教（天台、法相、华严诸宗）、律（律宗）三大派，其中最为流行的是禅宗中的曹洞、临济两家。因元朝皇帝所崇奉的主要是藏传佛教，内地佛教僧人在政治上的特权远远不能与藏僧相比。但经济上许多内地寺院却通过接受封建国家的赏赐和大地主的捐赠而富甲方。元朝统治者往往一次赐予某寺以大量的土地财产。有的地方，僧尼人均占田数超过平民八九倍，其所占土地民户，均免税免役。统治者还明令规定不得侵占寺院的土地财产，以致"天下之田一入僧业，遂固不移，使寺院的经济势力急剧膨胀。
元朝之崇佛，成为当时的一大弊政（莫久愚、赵英主编《中国通史图鉴》，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版）。
转自：东方民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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