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秘密组织‘民青’（民主青年同盟）和‘民联’（民主青年联盟）——当时统称“地下盟”，盟员已有5000人。
陈淑光当时是北平艺专的学生，19岁的她也参加了“地下盟”。“那时候，青年学生里的地下党员、地下盟员是最多的，清华和北大都被叫做‘小解放区’了。”陈淑光说。她和地下盟的同学们晚上派发传单，“每条胡同挨家从门缝里塞进去”，还抄写了大量的“警告信”，“写给我们知道的特务，警告他们要将功赎罪”。
1948年底的一天，陈淑光又受领了一项任务：调研北京站的布防工事。她一身学生打扮，夹着几本书来到城墙下，往前踱着步。“右手里拿着管口红，看到碉堡、大炮，就在左手心相应的位置点一下。万一被抓住，我一搓手，他们什么证据也拿不到。”
外表悠闲，心情忐忑。其间，还真有小小的惊险：“两个国民党兵跑过来，问我是干什么的，在这里转悠什么。”
陈淑光看见不远处有所小学，灵机一动，理直气壮地回答：“我要到小学去看朋友！怎么，这都不行吗？”说完，她不等两个兵答话，转身就往小学走。
“还好当时学校都不上课，门禁管得不严，不然如果到了门口被拦住，那两个兵肯定要追上来抓我。”陈淑光说，走出好远，她还感到背后两道目光一直盯着自己……
不久，成套的城防图摆到了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部的桌面上，图上清晰地标注了北平城里所有的碉堡、弹药库和其他军事设施。“其实我们这些学生的侦察只起到辅助和印证的作用，详细具体的城防图还要靠地下党提供。”陈淑光说。
其中，专门负责军事策反工作的王甦功不可没。经过他的策反，国民党军不仅送来了内部的城防图，一位国民党师长还对王甦说：“你们一开始攻城，我就把军官集中起来开会，让部队失去指挥。”傅作义的铁甲车队也与地下党约定暗号，一旦攻城，铁甲车将临阵倒戈，带领解放军破城而入。
“我常常在想，傅作义是识时务的，走上了和平改编之路。如果他不走这条路，他的部下也会走，北平的和平解放，是谁也挡不住的。”晚年的王甦每当谈及北平解放之事，都会感慨地得出这样的结论。
“工厂、学校、报社、铁路局、电信局……以至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等机关，到处都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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