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主张仁义治国的孟子，对仁政效用的认识也是有保留的。滕文公曾经问孟子，滕国是个夹在齐楚两强之间的小国，投靠齐国就会得罪楚国，投靠楚国又会得罪齐国。投靠不见得有好处，得罪却随时有危险，这可如何是好呢？按理，孟子应当劝慰文公：只要秉持仁义，小国也会受到尊重和保护，您大可不必为此担忧。可孟子却回答说，我也不知应该怎么办。勉强要我说，那您可效仿迁居岐山的古公亶父，另选他地求生；若不愿迁徙，只好深挖沟，高筑墙，举国同心共存亡，说不定还会有转机。在现实与道德明显冲突的时世下，孟子的这番话应该是出于真心的。无奈且无力的答案，表露出孟子也不是铁定相信“施仁政而王天下”的效力。

纵观五千年古往今来，不是所有的统治者在所有情况下，都把仁义奉为圭臬的。这“仁义”二字，用来修身齐家、治国安邦也许还可以，但用来攻城略地平天下就行不通了。在两军对垒、你死我活的情势下，至多是个旗帜和口号而已。那些起自草莽的绿林豪杰，撇去来路不问，他们打着“替天行道”、“为民请命”的旗号，一旦登上大宝，无不重蹈强权覆辙，有几个是厚道的？不论是开国帝王还是守成之君，上台前弱肉强食，登基后扫除异己，哪里有仁义可言？即便在太平盛世，也往往难避肮脏与血腥。诛杀有功之臣、大兴文字狱以及父子反目、兄弟相残、嫡庶争宠等喋血内讧，可以说比比皆是。季羡林说，古代帝王可以用“脸皮厚、心黑、胆子大”来概括，也是很有洞见的。用“厚黑大”来看历史的另一面，我们对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采取的那些心狠手辣的举动，就会有更深层次的解读。对朝代更迭这一历史现象，也就不会再借贫血的仁义来掩饰，用迂腐的内耗来讥刺。

人类进入奴隶制社会后，不论哪一个王朝，兴盛也好，没落也好，开明也好，昏聩也好，仁厚也好，暴虐也好，大多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社会矛盾累积到不解决就活不下去，改良方案又行不通时，革命不可避免要发生。而革命则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俭让。战争的爆发，会把暴力使用到极致，不仅能摧毁原有的社会秩序，造成惨重的民生灾难，而且会严重破坏现存道德系统。生死存亡关头，若过分黏着于道德规范，就会像春秋时宋襄公那样可笑。“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安有斯人不作逆，小不为霸大不王？”后世对曹操的这几句赞叹诗，将成就霸业者都判为逆贼，尽管失之偏颇，也有失公允，但却比较透彻地揭示了历史不得不残酷的一面。历史演进的线条是粗砺的，就其进程的阶段性而言，仁义并非特效药。“只讲仁义，不论其他”，不过是后世儒者善良而又单纯的愿望，以此来解释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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