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曾告诉我说，写文史资料是周总理交给他的任务。他说，1961年大年初七上午，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罗瑞卿副总理等领导人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他们前两批特赦战犯时，周总理就对他讲：你在军统那么多年，跟在戴笠身边那么久，你把军统的种种内幕如实地写出来。不论是你自己干过的，或是看到和听到的那些阻碍革命、屠杀革命人士等见不得人的东西，都揭露出来，让后人知道革命的艰难和反革命的残暴，使大家懂得革命来之不易，是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艰苦奋斗几十年，牺牲多少人才换来今天的红色江山。你如实地把这些写出来，这就对后人起了反面教育的作用，就是做了对人民有益的工作。

沈醉回去后马上动笔，以不辜负周恩来的教诲。他很快就写出《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由群众出版社内部出版。第二年，周恩来再次接见他们时，对沈醉说：“你写的那本书，害得我看了整整一个晚上没睡觉。主要是你讲了真话，吸引了我。”周恩来还告诉沈醉，他以前对戴笠的情况也有所了解，但仍有好多事情连接不上，看了这本书，他才恍然大悟……

文史专员中的大多数人，后来陆续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曾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的黄森回忆说：“我在政协全体会议上，和专员们一起编在特邀组里，我和文强担任这个组的正副组长。这个组来自国家机关的老同志较多，他们在解放前或在国民党统治区做地下工作，或在内战前线上打过仗，同特赦人员过去是两个对立的营垒，冤家对头。但是硝烟已散的今天，大家一笑泯恩仇，都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同志般的一起参政议政。专员们认真审读会议文件，积极参与讨论，有的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有的偶有所感、即席发言，争先恐后，无拘无束。发言内容已不是特赦初期那样只是对新中国的赞颂，而是对社会生活中的消极现象、不正之风直言批评，对应兴应革的事情积极献言建策。”

各具风采的“大家庭”

文史专员来自五湖四海，从前的身份和经历也各不相同，但都顶过战犯的帽子；这座古色古香的王府大院，又成为他们晚年共同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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