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当中，溥仪的身份显然最特殊，但作为文史专员，他和大家愉快相处，犹如一家人。他自己常说，在政协从事文史工作，是他一生中“最自由、最幸福的时光”。尽管帝制覆亡已半个世纪，中国也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但他“皇帝”的影子并没有完全被民间抹去。在《我的前半生》审稿座谈会上，时任中华书局编辑的李侃提出一些“颇有点愤愤之意”的尖锐意见，令李侃没有料到的是，他面前的作者与想象中的完全两样：“这位当年的‘皇帝’却表现出虚怀若谷的样子，对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的意见，耳听手写，连连点头。他身穿灰布中山装，乍一看去，简直就是一个普通干部，又像个中学教师，连一点皇帝的‘影子’也不见了。给我印象尤深的是在座谈会后举行聚餐，这位当年‘钟鸣鼎食’、‘宫廷传膳’的皇帝，却和大家一样，举箸大嚼，有说有笑。”与李侃想法相近者当时大有人在。李以劻(曾任国民党121军中将军长)和溥仪成为同事后，来往较多，他也留下了一段有趣的回忆：

我家住在北京和平里，溥仪夫妇住在观音寺22号，两家时有往返。1964－1966年，每年春节都互相拜年，初二我们夫妇到溥仪家，午餐后回家；初三他们夫妇带着一个烧鸡到我们家回拜，所谓投桃报李也。从1964年春节开始，住和平里的街坊知道“宣统”来我家拜年的消息后，不少人以看我们夫妇为借口来一睹“宣统皇帝”的风采，一时间门庭若市。溥仪置身此情此景，哈哈大笑，和大家共享新春的快乐。

溥仪和溥杰作为伪“满洲国”战犯，是文史专员中的“另类”；其他专员全是国民党将领出身。不论以前军衔、职务高低，到政协工作后，他们的地位按说已一律扯平，但潜在的上下级关系，还时有体现。比如黄维和杨伯涛从前同为陈诚系将领，杨为军长，黄是兵团司令，尽管杨伯涛任文史专员的资历早黄维十余年，但他仍将黄尊为“上峰”，有时因稿件内容等问题被黄维申斥，也不敢“造次”。此外，这些“国军”将领还保持着一个相同的习性，即站立时笔管条直，走路时目不斜视，开会时正襟危坐。上世纪80年代就从事文史工作的王合忠曾和多位文史专员共过事，他和笔者谈到，他们开会时的“坐姿”，与电影里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时那些将领的姿势没什么区别。这应该是他们年轻时被黄埔军校训练出来的。王合忠说，当时拍重大战争题材的电影，如《大决战》等，黄维、文强等文史专员都曾被邀请去参加审片。其实不必发言，他们的一举一动，想必就能对导演起到“现身演示”的作用。

做派相同，并不意味着想法也完全一致。1987年2月16日，黄维、文强等会见来访的美国陆军指挥学院研究员鲍嘉礼，王合忠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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