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伯纯的这番话，后来被一一落到实处，现在回顾起来，是颇有前瞻性的。二十年后，即将从人大历史系研究生毕业的党德信到政协机关联系工作时，曾路过这个院子，他隔着窗户，看见专员室里“坐着几个身穿深色中山装的老年人，正在伏案审阅资料”。这场景与二十年前恐无二致，而二十年的变化在于，文史专员所取得的成就早已走出这个院子，遍及大江南北、千家万户，不再是刚起步时的“始于足下”了。

大有作为的案头天地

新中国成立以前，这些文史专员都以另一种身份经历过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现在再去回顾亲历的往事，无论著述还是审稿，他们都不难进入角色。溥杰曾说：“由于我们在旧社会都有特殊的经历，一般说来，都能胜任评阅稿件的工作。至于写自己的回忆录，我们这些人的经历确也可以写出有价值的史料。记得杜聿明写的《淮海战役亲历记》，连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看了都点头称赞写得好。”

另一方面，文史专员们的工作热情和敬业精神也有目共睹。1970年，方靖(曾任国民党79军中将军长)在政协礼堂门前被一个学骑车的女孩撞倒，致右腿骨折，留下残疾。但此后十来年间，他坚持每天徒步数里去专员室上班，而且常常是头一个到，最后一个锁门离开。文强著文回忆说：“我在自己感兴趣的文史资料工作中，最先被分在政治组。后来又陆续奉命参加到军事组和社会宗教组。我欢天喜地的，一切听指挥，并与董益三专员形影不离，搭车到政协机关上班，经常是早到迟退，虽然年过古稀，却有着使不完的精力，唯恐时间不够支配似的。”文中提及的董益三，曾是军统少将，担任文史专员后，用心钻研业务，审稿极其认真。他曾颇有心得地谈及工作体会：“核稿并不是很困难的，也不是非得知情人才能审，但除了掌握历史知识外，重要的是要搞清撰稿人当时的身份职务，据此可以大体看出稿件所述内容的真伪、价值。举例说，一个排长去叙述北伐战争各个战场的战况，显见是编写的，如果只是回忆他所参战的战场详情，那么也许就是一篇很好的‘三亲’史料了。”杜聿明在去世前不久，还书面提出了一份对征集来的淮海战役资料的整理意见，甚为详尽。他病重时所立遗嘱内，有这样一句话：“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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