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个体超过20个体以上,如M14。M14为前后室，前室较高大，后室略低小，后室左侧南端有两具俯身直肢葬的个体，右侧有一堆集中堆放的多个葬者个体，和随葬的2件陶罐、梳篦等乱堆在一起，显系埋葬左侧两葬者时，将首次埋葬在后室的诸个体骨架清理至墓室一角。前室内清理出埋葬葬者个体达30多个，分层埋葬，最底部十余具骨架零乱，仅东南角一具为骨骼稍完整个体；底层散乱的骨架，无疑也是在再次实施多人安葬时清理墓室后的结果。除了各墓葬底部葬者骨架零乱外，墓内再次葬者的葬式多样，有仰身直肢，也有俯身葬；有的葬者口含1枚钱币的现象，普遍有手部握钱1枚的现象；墓底多撒放有五铢钱，其中M13内五铢钱瘗钱数量多。在M14前室后部，还发现有不少“货泉”、“大泉五十”钱币集中于一处。墓葬多无葬具，个别墓葬见有卵石和细沙铺垫做成的尸床。由于埋葬较深，盐碱浸蚀严重，有机质文物多糟朽不存，葬者服饰已经不存，各墓室内的不少骨骼下，见有许多残余的衣物或器用上贴金残片和绣衣捻金条、金丝线残片。个别钱币上尚残存些许平纹绢布残痕。
各墓葬出土随葬品丰富，有陶、铜、铁、骨、金银、玉器、漆器等。陶器占大多数，器形有大口罐、多系罐、单耳罐、细颈执瓶、灯盏、弦纹罐等，在M11、M12墓室内出土的四件釉陶器保存较好。极为罕见器形有大双耳壶、碗，模压莲瓣纹双耳罐。由于盐碱侵蚀严重，一些器物已经破碎，另有一些器物是人为毁碎的。铁器主要有铁刀、钉、铁箭镞、环形器、铁镜等。铜器主要有铜镜、铜簪、小铃等。还有复合用具的组件，如带扣、带饰等。骨器主要有簪等。金银器均为首饰件，有宝钿金花簪残段（簪头）、金花饰、耳环金坠饰件（残）、银耳环饰。在M11内出土有两件白玉手镯的残段。钱币有货泉、大泉五十、五铢钱、剪轮五铢、龟兹小钱等。漆器均残朽，仅余朱漆黑彩漆皮小残块。
新发现的5座砖室墓，从其形制结构和布局特点、墓室彩绘壁画、葬俗葬法、随葬器物及组合等方面来看与2007年发掘的砖室墓基本相同，这些砖室墓的形制，与中原内地尤其是甘肃酒泉、嘉峪关的魏晋壁画墓、敦煌佛爷庙湾、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墓地发现的魏晋十六国时期砖室墓非常相似，出土的部分遗物也与上述地点诸墓地等出土的器物相似或相同。墓葬的年代应为晋十六国时期，部分墓葬的年代可能略早。
从目前友谊路发现的全部15座墓葬来看，墓葬分布较为集中，墓葬规格较高，部分墓葬呈密集有序分布，墓向又多为南向，或西、东向，可推测砖室墓葬群可能存在不同茔区的区划；表明这里是一处规模较大的墓地。通过对墓葬的初步分析，这批墓葬从形制上看为典型的汉式墓葬；形制和营造方式显示出墓葬存在等次规格的差异；从墓葬形制、布局并结合出土随葬品（陶器、五铢钱、铜带钩等）情况看，墓葬所反映的丧葬文化受汉晋时期中原汉文化传统的直接影响，同时还有一些显著的地域特点。2007年考古发掘时，我们已提出，墓葬的葬者有可能是长期居住在龟兹地区的汉地吏民、屯戍军吏或河西豪族移民，抑或就是深受传统汉晋文化影响下的龟兹国贵族墓葬。
库车友谊路以砖室墓为主体文化特征的考古发现，对深化认识3－4世纪为主要阶段的龟兹绿洲城邦历史、文化研究，探讨晋十六国时期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历史，准确阐明汉晋时期中原王朝和西域绿洲城邦国家间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及丝绸之路历史，具有重大历史考古价值；为研究新疆库车地区晋至十六国时期墓葬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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