块等，石片和工具的数量最多。石片类型中剥片程序靠后的数量较多，反映出该遗址人类制作工具的程序进行得较为彻底，修理工具过程中的剥片工作在石片的类型中也有充分表现。工具以石片工具为主；类型多样：包括各类刮削器（凹刃、凸刃、直刃、凹凸刃等）、锯齿刃器、凹缺器、各类尖状器、鸟喙状器、石锥、石钻、石刀、使用石片、盘状器、雕刻器、原型石镞等类型。锤击法是剥片和工具修理的基本方法。在第②和第⑥层发现多组石制品拼合组合，说明该遗址曾为古人直接从事[注: 中央或地方长官自己任用的僚属，又称“从事员”。《赤壁之战》：“晶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congshi]工具制作的场所和原地埋藏的属性，发掘中筛洗出的大量石制品制作过程中产生的碎片也佐证了这一论断。
动物化石中披毛犀的数量最多，其次是马，然后是河套大角鹿，最后是巨驼、牛、仓鼠和兔，还有鼢鼠，仓鼠，田鼠，姬鼠，跳鼠科等啮齿类动物种属。从动物群的组成来看，乌兰木伦动物群明显属于华北晚更新世萨拉乌苏动物群，即“披毛犀动物群”，带有明显的草原特点。其生活时代处在晚冰期中相对较暖的时段，水草丰美，非常适宜人类居住[注: 北史·杨椿传》：“吾今日不为贫贱，然居住舍宅，不作壮丽华饰者，正虑汝等后世不贤，不能保守之，将为势家所夺。”《说唐》第一回：“觅了所房子，与 莫氏 一同居住。]和生存。遗址的7个层位都含有腹足类化石，多为成长于温暖湿润的湖边、溪河边或沼泽沿岸草丛中的水生种，以西伯利亚旋螺个体最多。其余零星个体有小土蜗、沼泽土蜗、凸旋螺和个别陆生的伸展瓦娄蜗牛、华蜗牛。其中凸旋螺常见于华南，向南可达东南亚和南亚，其分布的最西北界为素有陕北“米粮仓”之称的南泥湾（36 19 N，109 39E），这表明遗址时期的温度相当温暖潮湿。在第2地点试掘的探沟中，发现近百件石制品和少量动物化石。并揭露了一处疑似犀牛脚印的遗迹。
采用放射性碳（C-14）和光释光（OSL）方法得出乌兰木伦遗址第1点的初步测年结果为距今3-7万年 ，为晚更新世最后阶段，其中包括几次冷暖干湿的变化，处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古环境研究表明遗址经历[注: 指亲身见过、做过或遭受过的事。 片名 《经历》The Experience/Tajrobeh (1973) 伊朗电影，35毫米，黑白，60分钟。]了多次古湖时期，多条河流经绿洲注入乌兰木伦古湖，遗址所在地是其中一条河流注入古湖的一处三角洲地带。
2011年进行遗址发掘的同时，联合考古队对乌兰木伦河全流域开展了考古调查发现旧石器地点60余处。调查共采集石制品千余件，其中石核200余件，石片近600件，工具500余件，器物类型丰富，锯齿刃器、凹缺器、鸟喙状器、各类刮削器、端刮器、石叶、石钻、盘状器、尖状器、大型石刀与大型孔贝哇石片、加工精美的莫斯特尖状器和莫斯特聚汇型刮削器等器型均可见到。本次调查表明乌兰木伦河下游也分布着许多旧石器遗址，地层中不乏石制品、动物牙齿化石、烧骨和炭屑等遗物发现。乌兰木伦河两岸富集的旧石器遗址群落，说明乌兰木伦河流域是乌兰木伦古人类生存、繁衍、打猎、打制石器的基本区域，表明乌兰木伦古人类是一个人数众多、活动范围广阔的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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