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墓被盗情况十分严重，主墓室及陪葬坑均有大小不等的盗洞，多达十余处。被盗之后，主要出土有各类裸体陶俑、铜质车马器、铜盆、铜钫、铜壶、铜钱、玉璜残片、玉片、石磬等600余件。
 

　　此外，在墓葬东北约30米处还发现有建筑遗迹，该遗迹已被破坏，根据地面残存痕迹判断，遗迹平面为东西向长方形，长约35.5米，宽约24米。根据其位置判断可能为与该墓有关的建筑遗迹。
 

　　石家街汉代大墓是近年来西安地区发掘的大型汉代墓葬之一，是近年来西安地区汉代墓葬考古的又一次重要发现。该墓经多次严重盗掘及火烧等破坏，墓葬内仅出土少量绿釉陶鼎等器物残片，并没有出土能用于断代的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器物，因此对此墓年代的判断仅能依靠陪葬坑中出土的完整陶器及墓室内出土铜钱来进行推定。陪葬坑K1中已出土陶壶5件，形制相同，盘口长束颈，圆鼓腹，其最大径位于中下部，两侧有模印铺首衔环，圈足略外撇，陶壶内壁均匀涂抹一层朱砂，内有粮食遗存，这种陶壶的形制，与《长安汉墓》中AcⅢ式陶壶相似。墓室内出土的铜钱均为五铢，圆形方穿，有钱郭，正面穿之两侧有篆书“五铢”两字，“五”字交笔较直，“铢”字“朱”头三角形，之下四短竖点，“朱”头方折，其特征与西汉中晚期的五铢之特征较为相似。综合出土陶器及铜钱的时代特征，并结合该墓形制及其他出土器物，我们推断此墓的时代应在西汉中晚期。
 

　　石家街大型汉墓的规模宏大，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它西距汉长安城东南角约6公里，其位置当属汉长安城周边重要区域，表明此墓墓主所具有的特殊地位。此墓不仅有高大的封土，而且墓室面积近600平方米，是近年来汉长安城地区发现的墓室规模最大的墓葬之一。
 

　　同时，该墓在墓葬规划及陪葬品使用等方面均表现出较高的等级。此墓不仅存在有墓上建筑，且在墓葬内部及其周围均存在有陪葬坑，在迄今为止长安地区发现的大型汉代墓葬中，除去帝陵之外，在墓葬周围发现陪葬坑的大型墓葬有咸阳杨家湾汉墓及西安凤栖塬张安世家族墓。随葬品等级较高，尤其是陪葬坑K3内出土的数量众多的裸体着衣式陶俑，在质地、大小及形制均与汉阳陵陪葬坑出土的裸体男、女陶俑极为相似。有学者认为，这种裸体陶俑主要出土在关中中部，除去在汉长安城西北陶俑作坊遗址有过发现外，仅在汉文帝灞陵、汉景帝[注: 汉景帝刘启（前188～前141），汉文帝长子，母亲窦姬（窦太后），汉惠帝七年（前188）生于代地中都（今山西平遥县西南）。]阳陵、汉武帝茂陵、汉昭帝平陵、汉宣帝[注: 刘询(前92─前49)，本名病已，字次卿，武帝曾孙，戾太子刘据之孙。他出身数月遭逢戾太子巫蛊之祸，被关押于狱中，因建尉监邴吉的保护，得免于难，流落民间。]杜陵五座帝陵及新安机砖厂积炭墓、阳陵9号陪葬墓、茂陵一座陪葬墓、西安凤栖塬张安世家族墓陪葬坑等四座高等级贵族墓中发现过，关中地区之外的发现仅有河南商丘永城柿园梁共王刘买陵墓中曾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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