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易传》。其《系辞下传》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传》作者从自己的忧患中体会出《易经》作者的忧患，这样一种忧患意识在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发展中是一脉相承的。《系辞下传》又云：“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这句话很集中地表达了儒家思想的价值取向，即其以“崇德”亦即“仁者爱人”为最高的价值，致知（“精义入神”）与“致用”都要服从于这一内在的目的。中国哲学是起于人生之“忧患”，这与西方古希腊哲学起于对自然界之“惊异”有所不同，因此，它缺少了“为知识而知识”的纯粹理性。这样一种价值观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多少限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加之君主专制的祸害，使中国文化在近代与西方文化相遇时处于“落后挨打”的境地。
三
西方文化自文艺复兴以来，科学技术得到不断加速度的发展，从而创造了极大的物质财富。但是，科学技术毕竟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为人类创造福祉，也可能使人类走向灭绝。当阿尔文博士痛切地感受到科学技术的负面作用正在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时，他所呼唤的正是孔子的智慧所体现的道德的人文主义精神。作为一个把毕生精力献给科学事业的物理学家，阿尔文博士绝不是否认科学技术的价值，而是认为人类不能只有科技理性，科学技术的应用必须辅以人文价值理性的指导，服务于人文价值的内在目的。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曾经把人类的知识划分为纯粹科学、技术（应用科学）和实践智慧三种类型，其所谓“实践智慧”在当时是指伦理学和政治学，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人文科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践”概念总是与实现人类的“善”这一目的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实践智慧”即实践的人文科学是“最高主宰的科学，最有权威的科学”，“它自身的目的含蕴着其他一切科学的目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当代的诠释学大家伽达默尔认为，近代科学的应用，特别是近代的所谓“科学技术”的应用，从根本上说，起源于亚里士多德的“技术”概念。在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的可行性已经变成越来越强大的社会力量，“20世纪是第一个以技术起决定作用的方式重新确立的时代，并且开始使技术知识从掌握自然力量扩转为掌握社会生活”，“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文明成熟的标志，或者也可以说，是我们文明危机的标志”（《科学时代的理性》）。伽达默尔提出，要建立一种“以重新恢复实践智慧或实践理性为核心的人文科学模式”。在他看来，当我们面对当代科技和经验的剧烈发展以及由此出现的诸种问题，我们惟有重新恢复亚里士多德所谓“实践智慧”的主要权威，并利用实践智慧来控制盲目的科技应用，使之不产生危害人类的后果，我们才能产生富有生命力的真正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模式（参见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第309-330页）。
伽达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