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过程里，变革和融合这两个环节有内在的联系的：变革不仅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否弃，同时也包含着对传统文化的提升；融合是在变革传统文化中实现的，同时又使变革获得历史上的继承性。然而，无论是变革还是融合，均以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为前提。理解总是在主体的“前理解”即原有观念结构的作用下发生的，而传统文化在主体的原有观念结构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因此，传统文化作为主体的观念结构的组成部分参与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使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不可避免地渗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建构中。所以，传统文化的制约，与变革、融合交织在一起，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个环节。这样的制约有着正负两方面的意义。不断反省这种制约的负面作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健康发展的重要方面。

4、四个区别：与现代新儒家的不同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与现代新儒家的保守主义在如下四个问题上是有区别的：一是如何呈现和揭示儒学传统？现代新儒家基本上坚持道统说，以此来阐释儒学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调从正统儒学和非正统儒学相反相成来考察儒学传统，而且更多地以后一方面作为自己的历史根基。二是如何认识儒学在当代中国的价值？现代新儒学试图将儒学重新确立为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以为儒学能够成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资源，但这决不是儒学原有价值的翻版。三是如何确定评价儒学的价值尺度？现代新儒学将工具价值尺度与内在价值尺度相分离，内圣开出新外王之路至今无法走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将这两个价值尺度统一起来，不仅从外在的时代根据，而且从内在的民族智慧来评价儒学。四是如何看待儒学的人格理想？现代新儒学坚持以圣贤人格为导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提出平民化的人格理想。前者使得人格理想流入玄虚和空泛，冯友兰的“天地境界”已在这方面提供了前车之鉴；后者则把人格理想扎根于现实的土壤。眼下有关弘扬传统文化的论说和实践，往往混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现代新儒学的区别。其实，这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已有不少马克思主义学者强调过这两者的区别，如侯外庐、陈家康、杜国庠、胡绳等。我们应当在他们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情况，深入研究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儒学传统的当代价值如何可能。

（作者单位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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