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运行机理。概括而言，无论是和谐性、平衡性还是稳态性，其根本的意旨都是要保持构成文化整体系统的各内外要素（这其中理当包括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良性循环关系。毋庸置疑，正象中国传统社会所显示出来的，中国哲学的这种文化生态模式自有其内在的局限，在现代观念的比照下，对此可以认识得更为清楚。这种文化生态模式尽管的确内在地蕴涵了“可久”、“可大”之道，但由于它是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就已出现的，是建立在较低的物质生产力水平之上的，因而其“平衡之稳态”就只能是把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维持在较低层次上，只能是在整体上迟滞中国社会的发展程度。但是，当从“现代之后”的视野来对这一文化生态模式予以重新审视时，它的基本理论特质与运行机理是否可能为已在总体上得到高度发展的人类社会寻求一种新的文化生态模式提供某种有益的启示呢？站在谨慎乐观主义的立场上，人类社会在经过长期发展后在一个相当的高度上保持一种平衡的稳态而不是强调永恒的增长，或许将不失为一种更为清明而理性的选择。
第二，儒家思想注重追求“和谐”与“生生”的内在统一。正如上文所引朱熹在对《中庸》之“中”、“和”观念的解释中将“和”与“生”相联系所显示的，在儒家哲学中“和谐”与“生生”是紧密相连的。“仁”既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又是维护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规范，而天地也以其不断创发、培护出新的生机与活力而表现出仁的最高形态----生生之德。由此，不仅人世间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而且上达于天宇、横阔于万物，也无一不被大化流行的生生之意所充满。立足于仁之通内外、贯天人、彻幽明的感通遍润的发用，儒家追求一种人之自我身心、个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人与超越之天地宇宙的普遍和谐。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大宇长宙不是趋向于事物之间由于差异而生产矛盾和不协，而是趋向于事物之间建立在“和而不同”基础上的相互依赖、相互成就的“太和”状态。人作为天地间唯一具有主观能动性因而最为珍贵的存在者，其重要的存在使命就是促成和谐、消除不和谐状态，以充分体现天道之“仁”。与此同时，“生生”与“和谐”又是贯通为一的。一方面，离开了具有差异性之事物的相互补充、相互调节，大宇长宙就只能是死水一潭，难以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大宇长宙之生命本身就表现为大化流行，处于差异甚至矛盾之中的事事物物才可能在不断变化与演进之中趋于和谐。“生生”与“和谐”的一体，共同构成了儒家人文主义的基本价值系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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