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社会的基本目标就是不断追求数量的增长再增长，质量的提高再提高。这固然是现代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源泉，但它同时也是人类在今天面临到环境极大破坏、资源逐渐枯竭之困境的重要原因。在“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导下，人类对“进步”的绝对化的、直线式的追求，必然会在物质力量不断增强的同时，也使得人类社会与其依存的生态环境间产生高度紧张。而且正象历史的发展所体现的，人类社会的发展程度越高，它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就越趋紧张。早在20世纪后半叶，就已出现了关于“增长的极限”与“没有极限的增长”的争论。尽管这一争论至今还未结束，但应当有理由认为，世界范围内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的加剧已对人类绝对化的、直线式的“增长”方式发出了严重警示：如果人类只知道一往无前地追求没有极限的增长、只能是以对自然的破坏作为实现自身“进步”与“发展”的前提条件，人类最终将难以逃脱在与自然的尖锐对立中走向覆灭的命运。
因此，面向未来的人类文化必须改变以对自然的掠夺性利用为自身发展之前提的，以绝对化地、直线式地追求永恒增长为基本目标的文化生态模式。人类文化的发展目标究竟是不是应当确立在永恒地追求不断的增长上？这恐怕是一个应当重新加以考量的问题。在一定时空范围内，我们相信，自然宇宙的发展的确是“永恒”的。因而就理论可能性而言，人类也可以在与自然和谐一体的前提下，随着自然宇宙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但是，自然宇宙的发展毕竟是一个自在的、缓慢的过程。而具有高度主观能动性的、以越来越发达的高科技为依托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却不仅是自为的，而且其加速度是不断增长的。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作为自然之异化物的人类始终保持其建立在索取自然基础上的永恒增长，就不能排除人类的发展将超出自然宇宙发展之承载度的理论可能性。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中，后现代主义者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就提出了“稳态经济”的观念。[10]经济问题固然是“增长”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但它只是一个表现形态。要“治疗增长癖”，仅提出“稳态经济”的观念是远远不够的。归根结底，这涉及到文化生态模式从价值理念到制度性的中间架构再到技术与物器层的方方面面。因此，要改变的是文化生态模式本身。
而在这方面，儒家思想或可提供某种有益的借鉴。和谐性、平衡性与稳态性构成了中国哲学文化生态模式的基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