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追求。儒家思想经过长期的积淀形成了一种追求“普遍和谐”的基本价值取向，其理想境界是追求人之身心、人与人、人与他人和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超越的“天”或“道”之间的普遍和谐。由此，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文化生态模式。这里所谓“文化生态”，是指由构成文化系统的诸内、外在要素及其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生态关系。“文化生态模式”则是指维护文化生态生存、绵延的根本律则与运行机理。儒家所代表的中国哲学文化生态模式的基本世界图式可以概括为“生机主义的万物一体”论。在其中，天地万物通过被生命化而统合为紧密相连的一体，而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既有着自己的特殊使命而又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内在于自然，因而人之特殊使命归根结底依然是为了实现天地万物自身本有的内在价值。立足于“生机主义的万物一体”的世界图式，儒家思想的文化生态模式以和谐性、平衡性与稳态性为其基本的运行机理。正如成中英先生指出的，追求和谐化是中国哲学中包括《周易》哲学、儒家哲学与道家哲学共同具有的价值取向。[7]即以儒家而言，对普遍和谐的追求自孔子起就已奠定了基本精神方向。他不仅明确标举了对日后整个中国哲学均产生了深刻影响的“和而不同”（《论语·子路》）的旗帜，而且以自己的躬行践履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力图在人与天地宇宙、个人与他人、个人之身心、人世间与幽冥界之间追求普遍和谐的生命存在形态。[8]《中庸》指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这是将建立在和而不同基础上的普遍和谐看作是天地之道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另一处，《中庸》将此意表达得更为明确：“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明确地表示，建立在“中”这一天下之大本基础上的“和”是天下之达道，人能够达致天下之达道，则可以使天地万物达到各安其所、物各付物的理想境界。原始儒家揭明的追求普遍和谐的理论意向经后儒的不断发明推扩而成为儒家基本的价值取向之一。这从朱熹对上引《中庸》一段话的解释中就不难窥出端倪：“致，推而极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则极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谨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少差谬，而无适不然，则极其和而万物育矣。”（《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这是说，通过人的践性成德以致中和，其极致即可达到“天地位”而“万物育”的理想境界。
与对普遍和谐的追求密切相关，儒家思想文化生态模式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平衡性，即它将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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