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中英教授的研究，“从中国哲学来看，无论是先秦、两汉、隋唐，还是宋元明清，每一种新哲学的出现，总是仿佛向原始出发点的回归。”[2]正因为此，共同完成了中国文化之“超越的突破”、成为传统中国文化之主干的儒家与道家尽管都曾经遭遇过多舛的厄运，但是时至今日也都事实上依然对于当代中国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力。这一点在比较文化的视野中可以得到更为清楚的印证。尽管儒家早就已经不是现代中国的思想主导、而且“打倒孔家店”曾经成为一个时代的狂潮怒涛，尽管有的西方汉学家甚至曾经认为儒家已经死亡，但是当美国当代学者亨廷顿站在内在于西方文化的立场来对当代人类的文明进行分类时，他还是将中国视为“儒教国家”。因为事实上，不论是就当代的中国文化还是就当代的中国人而言，我们都不得不承认其依然或多或少与“儒”有着某种程度的内在联系。的确，尽管“和谐社会”的建设目标与“和平崛起”的发展战略都是中华民族立足于当代的实践所做出的现实选择，但我们又不能不承认它们在精神气质上与被看作是儒家重要经典的《周易》所谓“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传统以及自孔子起儒家就素来强调的“和为贵”、“和而不同”的价值取向之间有着可以贯通之处。这应当可以看作是诞生于轴心时代的“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之间依然有着某种程度之内在联系的一个明显的表征。
当然，这种“传统”与“现代”之间在存在层面所呈现出来的内在联系并不意味着处于现时代的我们只能以一种“本质主义”的方式即抱持把传统固着化为某种一成不变的本质从而到儒家思想中去寻求当代中国所面临问题之现成答案的心态来讨论“儒家思想与当代社会”的话题。人与一般动物的一个基本区别，就在于人是有着自觉的超越追求的“社会动物”。即使是内在于儒家思想，不仅承续而且光大“仁道”文化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因此，我们认为，与以“抱残守缺”式地“守成”方式对待儒家思想的态度相比，更为根本的应当是在吸取儒家思想之精华特别是借鉴儒家思想之方法的基础上去面对时代课题进行创造性的“开新”工作。
二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