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系统一样，有着自身内在的问题。因此，在一种“西方”与“非西方”两分的思维格局之下，试图以全盘抛弃非西方的民族文化为前提而完全照搬西方现代化的模式，已经不足以真正解决当代人类所共同面对的问题乃至危机。其二，与此相关联，就人类文化实然的发展轨迹来看，迄今为止，各民族国家的现代化事实上都是立足于其特定的社会历史传统与现代境遇之上的，不仅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与模式各不相同，而且正如人们所已经注意到的，作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典型代表，“工业东亚”也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体现出了自身的文化特色。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也是越来越自觉地走向了寻求“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人类文化没有也不可能走向以西方文化为模本的“一元化”。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多元现代性”的主张应运而生。在汉语言学界，杜维明教授较早提出了“多元现代性”的观念。在英语言学界，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著名现代化理论家艾森斯塔特（S.N.Eisenstadt）则堪称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在他看来，世界范围内现代化的进程表明，“多元现代性或对现代性的多元解释获得了不断发展，尤其重要的是，出现了一个非西方化的趋势，切断了现代性与其‘西方’模式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西方对现代性的垄断权。在这个广阔的背景下，欧洲或西方的现代性（或几种现代性样式）不能被看成是唯一真实的现代性，它实际上只是多元现代性的一种形式。”[5]
韦伯的有关具体结论虽然是“西方中心”论的，但是他却突显了一个文化研究中应当引起足够重视的重要面向，这就是现代化的精神动力问题。人是一个物质与精神的综合体，在其中，物质性的因素固然有其根本的重要性，但精神性的因素对于人之所以为人而言也是不可或缺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在精神意识的主导下，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自觉活动，可以看作是人区别其他动物的一个重要标志。
建构和谐社会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事业的一项重要内容，因而对其内在的精神动力的探讨自然而然地关涉到中国现代化之精神动力这一重要的理论课题。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中国现代化之精神动力的研究恰恰是我们以往的研究中比较薄弱因而需要加强的一个方面。综合近年来理论界的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中华民族精神应当成为包括和谐社会建设在内的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内在动力。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人类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已经历史性地冲决了韦伯们站在西方中心论的立场筑起的“只有西方基督教所代表的价值系统才能成为现代化之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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