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的藩篱。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实践，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特定现代化的内在精神支撑。作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曾经产生过广泛影响的一种文化主张，全盘西化论的一个基本的理论偏误，就是完全忽略了特定民族现代化过程中的民族精神的主体性问题。由于全盘西化论者仅仅从时代性这一个向度来看待现代化问题，并进而把西方文化看作现代人类的文化，而非西方文化则均被看作是“前现代”文化，因而，非西方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彻底抛弃自身的民族文化传统。但事实上，正如文化人类学与哲学解释学所已经揭明的，在深层的价值系统层面，特定文化共同体的文化传统与浸润于其中的人群之间的关系并非外在的，而是内在的。人们不可能象抛弃某种物件一样，彻底地抛弃自身的文化价值系统，而以外来的文化价值系统全盘替代之。相反，一个具有自身成熟而独特的理论特质与内在生命力的文化传统总是会以特定的方式使之在一代又一代人身上体现出特有的印记。如果抛开韦伯具体结论的是非曲直，他实际上也正是突显出了作为人类文化主流传统之一的西方文化在从“传统”向“现代”演进中的内在的继承性或连续性：资本主义作为欧洲社会发展的现代形态，在一定的意义上也是扎根于古老的基督教传统之中的。因此，应当有理由认为，尽管全盘西化论者力图尽速实现中国社会与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热切愿望是不难理解的，但是其基本主张又是缺乏学理根据的。
在这方面，由党的十六大首先明确提出、近年来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受到广泛关注的“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课题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中，围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问题突显了两个基本的理论关节点。其一，强调了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民族文化传承、培育和发展着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构成了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其二，强调了民族精神的极端重要性：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6]这可以说是把保持文化建设中的“民族主体性”问题提上了文化建设的议事日程。与在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产生了长期影响的全盘西化论的有关主张相比较而言，可以看作是真正实现了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实践过程中基本范式的转变，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实践上完成了对于全盘西化论完全忽略民族文化精神之主体性的批判与超越。尽管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的经验乃至教训，但是，正如前面的分析所已经指明的，我们不可能全盘照搬西方。可以说，只有充分显发民族文化精神的主体性，我们才能在当代中国完成包括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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