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和谐看作是一个趋向于生机平衡即事物的构成要素之间和谐共处、共生并形成相对稳定、协调之均势的过程。这至少表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就世间万物的基本存在要素而言，它们均是由既相区别又相渗透从而形成相对稳定均势的两方面即阴阳构成的。其二，就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来看，亦体现为阴阳之间在相互对待的平衡中通过此消彼长的不平衡而走向新的平衡的过程。换言之，亦即将事物的变化发展看作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其三，就对事物发展趋势的价值取向来看，中国哲学特别注重“中”即构成事物的诸要素均合理合度的状态。与和谐性、平衡性相联系，稳态性构成了中国哲学文化生态模式的第三个重要理论特质。这里所谓“稳态性”是指，中国哲学并不像现代性思维那样，明确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运动变化过程的推进，事物必然会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体现为不断从较低层次发展到更高层次的“进化”，而是更倾向于把事物的变化主要看作是一个从不平衡状态走向新的平衡状态的“类循环”过程。[9]
儒家思想追求“普遍和谐”的基本价值取向及其文化生态模式可以为我们今天进行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以下两个方面的借鉴：
其一，从注重普遍和谐的要求出发，应当高度重视对于“和谐”的系统追求。正如儒家思想所显示的，对于普遍和谐的追求是一个不仅包括经验层面而且包括超验层面，涵括了天、地、人“三才”或曰“三个世界”的系统工程。同样，在今天，只有把对和谐的追求落实到方方面面，“和谐社会”的理想才能真正实现。如果顾此失彼、单方冒进，其结果最多只能是事倍功半。
其二，儒家文化生态模式注重和谐性、平衡性与稳态性的基本运行机理应当对于我们今天寻求“可久、可大”的和谐之道提供某种程度的警示作用。“进步的历史观”是现代性的基本内容之一。在相当程度上，它的出现不仅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而且对促进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的确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但由于这种历史观归根结底是浸润着“人类中心主义”的，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它不仅逐渐演变成为“直线式的进步历史观”，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被绝对化。人类的现代历史被描述成直线式的、一往无前地向前推进的过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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