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归之为封建糟粕的观点依然时有所见。而这就可以说是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宣示了儒家思想与当代社会之间的不相干性。事实上，人与自己所处身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远非如此简单。正如人们已经注意到的，与一般的动物出生时已经具备了完善的本能相比，人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不仅不是完备的，而且可以说是明显有欠缺的。他之所以能够在日后的发展中不断地成熟自己，最基本的乃在于他有一种通过不断学习而不断改进和丰富自己的机能。而这之所以可能，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又是因为人是生活在内在地具有习得性或曰继承性的文化之中的。这也就是说，人与其它动物的一个基本的不同，就在于人可以以前人所已经达到的文化成就为基础而不断将其发展到更高水平，而动物则只能是一代又一代地重复前代所已经具有的本能。如果作为人类精神之外化的文化没有习得性或继承性，那么，人类就只能像一般的动物一样永远是一切从头开始，人类文化就不可能累积性地得到不断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人类文化所具有的习得性或继承性是人类得以以“人”的方式存在而区别于一般动物的一个基本原因。一种思想在总是要留下与其产生的历史条件直接相关的时代性特征的同时，又具有某种超越性的、普遍性的内涵和意蕴。因此，正像哲学诠释学所揭明的，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传统”并不是与现在和未来毫无关系的封闭体，而是一个扎根于过去并向现在和未来开放着的“生生之流”。它通过深入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在潜移默化、耳濡目染之中使一代又一代人成为其传承延续的历史载体。这其中，那些在特定文化共同体的早期发展阶段中对于该文化系统从原初形态走向成熟起到了重要作用的思想流派所产生的影响尤为久远。
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关于“轴心时代”的观念对此做了清楚的理论说明。根据他的研究，在公元前8 世纪至前2 世纪的这一广阔时间区段里, 不少先前各自独立发展的人类文化共同体先后经历了一个从原初文明向确立了稳固的基本精神方向之成熟形态转进的过程, 从而形成了“轴心文明”。这一过程是通过“超越的突破”即将有限存在的个体与“绝对实在”(上帝、道、梵天等) 相联系而实现的。只要在“超越的突破”中所获得的展开自身的理论内涵空间尚有进一步拓展的余地,这些轴心文明在日后数千年的发展中,就会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继续按照“超越的突破”所规定的基本精神方向作“惯性运动”，且在此期间的每一次重大的变革，都在精神气质方面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了回到轴心时代以吸取思想滋养的特质。[1]这一点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也不例外。根据著名美籍华裔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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