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须以适中的量为前提。这是很明显很直接的真理，不单是中国人才有发见它的慧眼。”[2]可见，中庸之道、和的哲学，说的就是事物在相对稳定阶段、即量变阶段的道理，如果说与别的民族有什么不同，就在于“中国人特别夸大成为中庸的教义”、即把量变的道理绝对化了。许全兴教授曾指出：“青年艾思奇以唯物辩证法的质量观点分析中庸思想，是颇有见地的，他肯定中庸思想在哲学史上有真理性的一面，即质量统一的思想，这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笔者尚未发现在它之前有人做过此类分析。”[3]
毛泽东与艾思奇的看法是一致的。1939年2月1日，毛泽东在致陈伯达的信中说：“墨家的‘欲正全利，恶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可摇’，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择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4]即说的是事物量变阶段的道理。毛泽东还进一步指明和发挥了它的方法论意义。他说，中庸之道的含义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过与不及”。[5]他高度评价了这个方法的意义，指出：“‘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政党，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6]同时，毛泽东也指出了传统和的哲学的局限性，他说：“旧统治阶级的两条战线方法是反动的方法。用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使旧质绝对化。马克思主义的两条战线方法是革命的，只承认质的相对安定性。没有绝对主义。”[7]
上一页 [1] [2] [3]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