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陈独秀率先举起批孔的旗帜。针对尊孔派“立孔教为国教”的喧嚣，他连续发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等文章，表示坚决的反对。他认为“立孔教为国教”之说有悖于信仰自由、思想自由的原则，在现代中国是行不通的。“今效汉武帝之术，罢黜百家，独尊孔氏。则学术思想之专制，其湮塞人智，为祸惨烈，远在政界帝王之上。”[1]“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于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2]在陈独秀看来，孔子之道已经无非满足现代中国社会的需要了，已经变成阻当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思想障碍，必须予以清理。

陈独秀认为，孔子之道包含着封建专制主义的适合毒素，因而同民主观念格格不入，这是他坚决地选择批孔立场的最主要的理由。照他看来，纲常名教是孔子之道的最基本的内容，而纲常名教则是维护专制主义、等级观念的思想工具。当时学术界有一种为孔子辩护的比较温和的观点，认为人们所诟病的纲常名教并非出于孔子之道，而是汉宋时代的儒生提出来的。陈独秀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等人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纲常名教就是孔子的根本思想。陈独秀拒绝对儒家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作具体的分析，把孔子之道等同于纲常名教，并且一概予以否定。在今天看来，陈独秀的观点有失偏颇，但在当时却是石破天惊的警世之论。它不啻是向封建礼教发出攻击令的号角，表明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对封建礼教的深恶痛觉，表明他们高扬新文化、新思想的坚决态度。

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文中，陈独秀例举了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相冲突的种种表现。例如，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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