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了，到战国时期只剩七个国家了，到秦汉则发展为具有巨大规模的超级帝国。
这个共同体后来被秦朝统一以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人口资源和规模效应。秦朝统治者建立起统治以后，又利用国家强大的力量，强行推行文化普及，书同文，车同规，形成巨大规模。而北方游牧民族还没有强大到对华夏民族形成挑战以前，秦帝国已经以巨大的人口数量，巨大的资源优势，以及文化力量，形成了对抗外来挑战的巨大优势。当然，随着帝国在中原地区扩展开来，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也逐渐发展起来，它把文明的基因逐渐带到了南方。
大帝国的形成，对中华民族长期生命力的延续，功不可没。游牧民族从北方下来的时候，要经历那么大的困难，最后才能到达南方。这个过程往往要几十年，在这一漫长过程中，游牧民族的文化性格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华夏民族的破坏力大大减少，后来，华夏文明的巨大规模效应形成的虹吸力，使这些北方游牧或半游牧民族都参加到了民族大家庭中来，成为民族共同体的一部分。
一旦形成超级大帝国，我们民族的文化生命就得以进一步保障，国家可以通过中央集权体制，强化对资源的动员能力，兴修大型水利，对社会的赈灾与对危机的统筹能力也得到增强。巨大的规模效应也有利于对边缘地区未开化的落后部落的文化“虹吸”作用，同化能力也进一步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华夏民族的巨大规模效应，是这一文明持久生存能力的重要原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十三世纪初在大漠以北崛起的蒙古族对儒家文明的挑战，可以说是历史上最严峻的挑战，当时的儒家文明已经非常成熟了。士大夫阶层在为蒙古人效忠的过程中，引导他们推行汉法，他们运用蒙古人能够理解的语言，说服蒙古人，引导蒙古人，使蒙古人逐渐改变了原有习性。由于儒家文明幅员广大，从成吉思汗第一次进入中原地区，一直到蒙古人灭金，到忽必烈征服南宋，大概有六十年时间，从1213年到南宋灭亡的1279年打到广州时，蒙古统治者经历了四代。忽必烈在汉族士大夫的影响下，已经全面接受了汉法。蒙古族后来也成为中华大家庭的一员，这也可以说是传统文化生命持久历史中值得一提的事情。
三、儒家天道观对皇权的制衡作用
大家知道，中国人有一个代替宗教的东西，那就是儒家的天。天相当于宗教中上帝一样的最高存在。它不是人格化的神，但它是无所不在的，具有惩恶扬善的超自然的巨大威力。在中国古代儒家哲学中，根据儒家的哲学预设，统治者天子之所以获得统治天下的权力，是天命所赋。然而，只有当天子的行为符合天的意志时，其统治的合法性才能够保持下来。而天意又是与儒家的道德同一的，如果当政者一意孤行，违背天意即儒家的道统，那么他就失去了合法性。天人相应，具有了很重要的政治意义，这就是古代的天命观。天是有意志的。天的意志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天命无常，唯道是处。这个道，就是儒家的圣人之道。圣人之道是儒家人伦道德的体现。这样，儒家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逻辑：人君只有顺应天道，才能具有合法性，而天道即圣人之道，就是儒家的道统，因此，就形成这样一个命题，即圣人之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