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寒家庭出生。另一个例子，就是整个明朝 276年中，大约有两万名举人，两千名进士，在这些举人和进士中，43%的人出生于贫寒家庭。这些数字足以说明社会阶层间的对流程度。这个对流造成了什么结果呢？那就是，中国古代社会成为阶层开放度高的社会。在古代，一般都是贵族社会，包括日本、印度和欧洲，阶层与阶层之间非常封闭。而中国古代社会的对流程度很高。对流程度高，对儒家文化的生命力到底有什么关系呢？首先，统治阶层一直处于吐故纳新的过程中。科举制度至少对形成这种延续王朝生命的新陈代谢，起到了一定作用。其次，科举制度所产生的流动性，使得文化与知识的普及面高于一般的贵族社会。由于读书的功利性激励，教育覆盖面大大扩展，整个社会具有了获取强大知识的激励机制。第三个方面，科举制度使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念能够广泛地被大众社会接受。中国也成为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一统天下。正是在上述意义上，科举制度具有强化文化大一统的功能，而文化的大一统也强化了同化能力，它起到一种对社会各阶级的“虹吸”作用。
另一方面，科举要求的是求同思维，久而久之，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群体心理，重守成而轻创新，甚至把一切变异都看作是对儒家经典的背叛，这就造成文化变异能力较弱，社会文化缺乏活力。这个问题大家都很清楚，这是近代以来中国落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也是二十世纪中国近代化遭受挫折的重要原因。梁启超1894年曾走遍北京的书铺，想买一张世界地图，居然没有找到。那时候，鸦片战争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为什么会这样？当时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学世界地理没有用，因为科举考试不需要考世界地理。这就造成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客观知识的认识，要远远低于日本人。有人做过统计，在甲午战争时代的日本，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写过一本小册子，是介绍西方文明的，一年时间里销量达到25万册。但是在中国，洋务运动派在江南制造局印行的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各种书籍，三十年来只卖掉一万多册。这个数据很有意思。当时日本人口只是中国的十一分之一，日本的领土面积只有中国的二十五分之一。这些数据非常深刻地说明，科举制度给中国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整个士绅阶层对西方文化没有任何兴趣，尽管西方那时候已经强大到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我们特殊的地理环境里产生的儒家文明形态，具有特殊的优势，但是这种优势也同样是一种潜在的缺陷。这种缺陷在中国古代并没有产生严重的消极后果。但是到了西方对中国发出咄咄逼人的挑战后，它的消极性逐渐表现出来。而中国文明的保守性也和儒家文化的特点有密切关系。正因此，五四运动开始逐渐形成了对儒家文化强烈批判的思潮，五四的爱国知识分子就是把批判传统文化作为救亡图存的一种起点的。陈独秀当年就说过：我宁愿忍受过去国粹的消亡，也不忍现在和将来的民族不能适合于生存而绝灭。这种观念实际上从五四开始一直延续下来了。这种思想多多少少受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今天重新回顾历史，我们应该以更客观、更冷静的态度来反思历史，尤其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以获取我们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些新资源。
如果要谈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明，我想，如果我们民族一方面保持着华夏时期就已经形成的规模效应的优势，另一方面，通过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多元竞争机制的发育成熟，社会的文明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