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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 ·〖从历史看儒家文明的生命力〗

时间:2011-03-13 16:16:09  来源:不详
道是高于君统的,那就是儒家所说的“从道不从君”的观念。儒家把王道,上升到宇宙最高本体的地位,以此来约束王朝的统治者。在许多古代文明中,统治者就是上帝意志的体现,君统与道统合二为一。而在儒家文明中,儒家的天命观认为,道统无条件高于君统;一旦统治者失德,就会受到上天的惩处,因此,只有统治者以儒家的道德来进行统治,用圣人之道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即施仁政,才能保持上天对自己的信任。儒家认为,“天之树君,本为下民”,“民为重,君为轻”,“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老百姓的利益体现为天意,儒家文化不是无条件为皇帝辩护,这是中国儒家文明十分独特的现象,是其他民族所没有的。     
    正是儒家的这种立场,形成了千百年来以儒家安身立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阶层的精神支撑点与道德力量。统治者为了统治国家,就必需一大批士大夫来当官,而士大夫受到儒家文化熏陶,在辅佐皇帝统治社会的时候,始终有一种道德的自主性,这种道德的自主性形成的社会舆论,就是所谓的清流,也就是社会上以儒家为本位的话语权。历代儒家士大夫知识分子正是运用这一话语权,来批判、抵制帝王违反道统的行为。我们在儒家文化中发现了一种精神资源;在很多士大夫看来,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杀生成仁,舍生取义,就是天道的召唤,就是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必须承认,这种以道统观为主的殉道精神,并不总是起作用的。这可能与儒家文化中“从道不从君”与“君尊臣卑”的悖论有关。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承认,这种道德的自主性,使得士大夫阶层有了思想武器,从天道观中找到了制约皇权的立足点。正是这个立足点,使得中国的文明始终保持着一种道德立国的立场与精神。无论经过多少次改朝换代,在中国人的文化生命中,道统高于君统的精神并没有改变。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
   
四、科举制度对儒家文化生命力的双重影响     
    自隋唐以来,中央帝国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科举制度,这套制度极大强化了儒家文明的文化同质性,因而也对儒家文明的历史延续与文化生命的传承起到重要作用。     
    科举制度的重要作用,可以从社会学角度来解释。大家知道,中国在传统王朝时代,作为政治精英的官僚,作为文化精英的士绅阶层,以及作为经济精英的地主乡绅之间,存在着相当频繁广泛的横向流动,另一方面,社会底层向社会精英层的流动同样十分频繁。这种纵向与横向的社会对流是前现代人类社会中极为少见的。这个对流是怎么实现的?主要是通过科举制来实现的。因为中国古代,任何人,除了贱民以及少数规定人群外,几乎所有社会阶层都能够通过学习儒家的经典,然后参加科举考试,取得秀才、士绅等地位;士绅又可以通过进一步的科举考试,成为官僚阶层;官僚到一定时候要退休,退休后虽然还有士绅身份,但已经是一介平民了。同时,在中国还有一个特别的制度,就是均产制。一个地主有一百亩土地,他有五个儿子,在中国古代,他的财产一定要平均分成五份,从一百亩到二十亩,就是一代时间,如果再有五个儿子,他就变成四亩土地了。均产制是使社会阶层往下流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制度。所以,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流动频繁,频繁到什么程度呢?我可以举两个例子。统计表明,宋朝的官员中,50%以上,三代前没有人当过官,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宋朝官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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