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儒家文明的历史而言,基督教文明的发生、发展历史充满着更加崎岖、曲折的过程,而其丰富的内涵,漫长的历史过程,千差万别的教派教义,特别是其历史演变过程中出现的革命性变化,是本文难以涵盖的。这里仅就“上帝崇拜”这一核心观念来概述其形成思想的来源。简略地说,古希腊哲学中的逻各斯、柏拉图哲学中的“理念”论、灵魂不灭论,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最后动力因”思想,斯多噶学派中道德节制主义与犹太教的“一神论”等多重思想、文化因素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基督教的基本精神。《新约·圣经》虽然以耶稣基督为核心内容,然而耶稣也只是上帝耶和华之子,只是通向上帝或真理的道路,而不是取代《旧约·圣经》中上帝的新神。基督教创造出“三位一体”的宗教观念——即圣父、圣灵、圣子合一,以全新的宗教观念维系着犹太教的“一神论”观念,从而保持着“上帝崇拜”的宗教信仰。这种“一神论”的观念不因为漫长历史过程中世俗社会基督教教会组织内部的四分五裂而表现为多神崇拜。即使到了近代的宗教改革运动,如德国出现了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1517年),英国出现了加尔文教(又称新教)运动,都没有改变基督教的“上帝信仰”,而只是改变了信徒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直至今天,全世界范围内各种形式的基督教组织,都依托《圣经》文本,继续维护着他们的“上帝信仰”。这种源远流长的“一神论”观念与坚定的“上帝崇拜”的信仰,在今天多元文化世界里保持着它自身的独特价值与固有的生命力,使得基督教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中国社会与基督教文化接触的时间甚早,一般比较公认的说法是始于唐代贞观时期,元代时期,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增大,一些蒙古族的王公大臣也信奉基督教。元朝灭亡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一度中断。晚明时期,即16世纪后期,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开始了基督教在中国的第三时期的传播。此时,利玛窦传教的主要努力,是从中国儒家经典里寻找到类似基督教的上帝观念,从而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铺平道路。然而,由于此时西方基督教内部充满着复杂的教派斗争,18世纪的罗马教皇支持在中国的多明我会,指责耶稣会士维护中国的祭祖与祭孔行为,甚至干涉中国的内政,结果引起了康熙皇帝的愤怒,下令将所有的传教士驱出中国。这是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第一次正面的冲突。而这一文化冲突的根本原因正在于“信仰”之间的不同。从比较宗教学与比较文化研究的角度看,无论是儒家文化中的“祖宗崇拜”,还是基督教文化中的“上帝崇拜”,都只是不同的文明形态中的信仰形式而已,不分高低、各有其历史与文化的合理性。而不同的文化之间需要的是相互理解与宽容。然而,在18世纪初期的传统中国与西方的基督教社会里,都无法做到这一点。

历史迈向了21世纪。在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的时代里,呼唤着文明对话。对此,各大文明传统之间如何恰切地认识彼此之间的根本差异,避免不必要的文化误解与文化冲突,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前提下相互宽容、相互吸收,则将是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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