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义而后礼”（第三十八章），比“德治”之道再等而次之者，是“礼治”之道。礼的本质是敬，而礼敬是有条件的，所谓“礼尚往来”是也。由于“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语），故推行“礼治”者，礼贤下士，恭敬一切，可以赢得人们的赞誉，甚至歌功颂德，这就是“其次……誉之”的“礼治”之道。

    “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rǎng）臂而扔之”（第三十八章），比“礼治”之道又等而次之者，是“法治”之道。这种“道（dǎo）之以政，齐之以刑”的管理模式，须以强制措施来保障其管理目标的实现，敢有不从者，即以刚性律令制裁之，从而使人们产生畏惧心理，不得不服从，同时也会导致“民免而无耻”的规避现象产生，这便是“其次，畏之”的“法治”之道。

    至于“侮之”，则是不遵循任何管理之道的原理，“想一出是一出”，动辄任性妄为，因而招致管理对象的蔑视、抵触甚至反抗，周幽王[注: 周幽王是周宣王的儿子，西周末代君主。姬姓，名宫湦（湦一作涅、湼）。出生于周宣王三十三年（公元前795年，据干宝《搜神记》记载）。]的“烽火戏诸侯，一笑失天下”是最佳例证。

    无论法治、礼治、德治，还是道治，一切管理之道的有效实施，均取决于管理者自身是否能率先垂范，做出榜样，以令被管理者产生足够的信心。

    法治、礼治、德治、道治，四个层面的管理之道，相互结合起来，逐步落实，逐级递进，当达到“太上，下知有之”的最高境界时，便是“没有管理的管理”的“无为而治”。此时的管理体系，既样样具足，又没有任何外在痕迹可寻，今人[注: 今人 拼音： 解释： 现代的人；当代的人。-jinren]有称之为“零（〇）态管理”的。作为管理者，与道合一，靠“场能”说话，推动一切自然和谐有序地运转，而不再劳心费力地“发号施令”，故能做到“悠兮其贵言”；作为被管理者的普通百姓，在“太上”强大的“管理场”的有效运作下，一切自然而然地获得成就，他们真的是只知有“太上”这么一回事，而不知“太上”到底为自己做了什么，如尧帝时期《击壤歌》所描绘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帝力何有于我哉！”不正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太上”管理境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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