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学生,是写作的新手。巴金看了一夜,后来是流着泪看完的。他说我近来看一部作品从没这么动感情,第二天就说应当发表,而且是一次发表全文。巴金的结论就是:这部戏给我力量。于是,曹禺才在社会上露脸了。咱们推论,巴金要不来开会呢?来开会不想看书呢?看书没看《雷雨》呢?几个因素都可以促使巴金不看这书,中国就少了一位大剧作家。最后他们成了忘年之交。
有一次巴金写信,说他感觉各方面都不行了。让我眼睛一亮的是这句话——“如果我死了把痛苦留给你”。他们都写真话,后死的实际比先死的痛苦。古人说不如意事十有八九,我不认为是错的。我就觉得人要是不感受痛苦,大概写不出好东西。我写了一本关于我老师的书,题目叫《苦闷的灵魂》。我老师自己说的,他从小就苦闷。当然后来领导把书名改了,他说这么大戏剧家还苦闷?后来出版商耍个滑头,叫《在曹禺身边》。《苦闷的灵魂》起码还有悬念,谁苦闷?怎么苦闷?苦闷到什么程度?读者必然要看这书。但是为了出书就答应了这个书名。后来出版商出了一招,咱们出一个书带,书带上写着《苦闷的灵魂》,所以读者第一眼看见的还是《苦闷的灵魂》。台湾一位女作家,我觉得她写得很好:劝大家常想一二,我觉得这个用词很好。因为不如意事有八九,另外的一二,既不能不想,也不能天天想,她用常想。
我去年写了一篇文章,叫《最后的最后》就写曹禺,副标题是《与在天堂的曹禺老师对话》。对话的内容是什么?我给他算了一笔账,他从23岁开始到33岁,十年写了七部戏,《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等。我估算了一下,其中四部到五部的戏是可以传世的。他39岁时新中国成立,后边四十七年写了两部半戏,一部《明朗的天》,写的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一部是《胆剑篇》。还有一个《王昭君》。为什么说两部半?因为《胆剑篇》不是他一个人写的,还有两位作家参加写作,是这么两部半。前面的七部作品才用十年的时间,后面四十七年写了两部半。然后我给他写了几句话,因为我太熟悉他了,估计这几句话还是有依据的。我说,您能接受我这笔账吗?就是您一生的创作账?他说,你算得很真实。我觉得他会这么说。因为从创作情况来看,他后半生远远不如前半生。老舍是另一种典型,解放以后写的东西很多,但真正留下来的很少,《茶馆》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
如果改了就全乱了
当时,曹禺的思想状态是什么呢?他不是要写新剧本,而是要改《雷雨》!他要怎么改呢?这个《雷雨》在当时已经成为经典了,但是他认为得改。他说,我要放在工农兵的放大镜下看看《雷雨》,这跟工农兵根本就不搭界。他就想拿《雷雨》开刀,他的原词是进行一次伤筋动骨的大手术。首先把鲁妈改成敢于反抗压迫,具有斗争精神的妇女。其次,把全集的结尾改成:周萍作为资产阶级大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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