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二哥又回到了延安。1947年延安即将撤退时,周恩来把大哥、二哥安排去了东北,我仍然留在延安,随即去到贺老总处,最后还是找到了聂荣臻。1949年,我随军到了北平,参加了开国大典。我在天安门城楼下,高擎五星红旗,心情无比激动。
1953年,我高中毕业后,到哈军工两周,10月送苏联留学。父母、弟妹因飞机失事而丧生的事,经常萦绕在脑海里。我想长大后一定要当一名飞机设计师,为自己的祖国制造出性能可靠不再出事的飞机来。令我没有料到的是,我留学苏联莫斯科后所学的专业不是制造飞机,却是专门研究制造打飞机的地对空导弹。
在苏联留学期间,朱德总司令正好到那里访问,是朱老总亲自给我授了少尉军衔。1959年,我回到祖国,分配到由钱学森担任院长的国防部第5研究院工作。在苏联学习的专业派上了用场,多年的默默钻研,让成为一名导弹专家。
在邓小平划的那块地上开发文化产业
然而,事业会随着岁月的变化而发生令人意想不到的转折。1981年到1982年,我作为访问学者赴荷兰进行专题交流访问。在那里,我参观了闻名世界的高科技企业菲力普公司,该公司开发的激光光盘项目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于中国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开发这种产业也许有人认为过于超前。而我中认为,中国的发展将势不可挡。于是,我回国后决定南下深圳,开发自己的光盘技术。1983年底,我应聘担任深圳市科委主任,随后,我着手组建先科技术开发公司。我克服了紧缺资金的困难,通过借款和香港银团的贷款,引进了世界最先进的激光视盘的生产技术和设备,生产出了中国第一张激光唱片、第一张激光视盘、第一台激光唱片机,生产了中国第一张DVD光盘、第一台DVD放送机等众多的第一。1992年1月16日,邓小平南巡时深圳,特别视察了我领导的先科公司。从此,我的名字伴随着先科集团的发展,伴随着邓小平南巡那春天的故事而传扬。
后来,联合国秘书长加利、乌克兰总统库奇马等外国政要都先后来到我们先科公司视察。我们没有故步自封,而是瞄准世界先进水平,制定更高的发展目标,终于使先科公司成为中国激光光盘的生产基地、中国液晶显示器生产基地、中国精密模具和机电产品生产基地。
我们的事业正兴旺发达,我们的祖国正一日千里。我们要用自己的一生,来对得起父辈们做出的牺牲。
2007年11月26日,记者在滨江宾馆采访了前来南昌出席新四军成立七十周年系列纪念活动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第三子叶华明先生。这是一位73岁、身材魁梧的老人,身高与叶挺将军一样为1.8米。他虽然一头白发,但身体硬朗,气度不凡。这位在改革开放中曾经风靡全国的科技领军人物,乃先科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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