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我在父亲的支持下，去新疆建设兵团劳动。在那里，我挖大渠、割麦子、拾棉花、喂牛、赶马车，什么活都干。艰苦的环境，艰巨的工作，简陋的医疗条件，使我患上了潜延性肝炎，久久未能痊愈。为此，我向父亲请求允许我回北京治病。我想，这次既不用父亲求情，又不用父亲开什么后门，他总可以通融了吧!谁知父亲在回信中说:“你不要老是以干部子弟自居，有一点病就想往大城市跑，新疆有几十万人民群众在那里工作和生活，他们生了病不都是就地治疗吗?为什么你就不能就地治疗呀?”父亲随信还寄来100元钱，要我在新疆安心养病，……我在父亲的严格要求和鼓励下，在新疆整整工作了15年。

15年中，我们父子俩见面的机会不多，联系全靠书信。父爱和家教相融，字里行间蕴含了慈父对远方儿子的思念和殷切期望。每当我想起这些谆谆教导，就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任何困苦都不在话下。

父亲到无锡后，周围的同志从父亲年老体弱的状况考虑，劝他把我调回身边，省委组织部的同志也表示可以帮助办理。但父亲表示，这里已有同志照顾，把儿子调回身边没有必要。儿子就是探亲也只能每年一次，还规定探亲期间不能住招待所，要自己做饭，并帮着做家务。

父亲对身边上小学一年级的孙女冬燕的教育也不放松，常叮嘱她在校要好好学习，遵守纪律，在家要热爱劳动，学做家务。7岁的小女孩，洗起脚来，两只小脚不停地摆动着，总是洗不干净。一次，工作人员说:小燕子，看你的小脚丫越洗越黑了，来，阿姨给你洗。不料父亲连忙制止说:不要紧，让她自己去洗，孩子从小要培养独立生活能力。父亲平时对孩子从不生气，不过有一回却例外:冬燕学校组织学生看电影，每人要交一角钱。那天由于天气热，走到路上口渴了，看到别的小孩在吃冰棍，也买了两支，一支自己吃，一支送给同学吃。到学校后她掏不出买电影票的钱了，只得说在路上丢了。这件事父亲知道后很生气，把冬燕叫到跟前说:“你小小年纪就学会撒谎啦?”一定要她检讨后才能走。后来在大家的求情下，磨了好长时间嘴皮，才让冬燕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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