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叫“与百岁老人共度中秋”的活动,出乎发起者意料的是:不是三两老人的“响应”,而是三十名的“报到”。张老汉是1904年春节生的,按照农历,当然是“百岁老人”。而且,在百岁老人中,张老汉身体最好,精神最旺,记忆最清澈,谈吐最明白,生活能自理、还参加过抗战,是中国人心目中的老英雄。所以,《都市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抗战老兵中秋满百岁》的文章。我作为专写抗战题材的作家读者朋友满天下,有个漂亮的昆明姑娘把该报寄给了我一份。可是,困难重重。如果采访的话。
《都市时报》出于关心老人的目的三缄其口。即使我告诉他们我是采访、报道云南滇西抗战最多的作家、记者;甚至连描写滇西抗战的历史书籍《血色记忆》一书都是我写的《序》,他们还铁面无私,不买帐。没办法,几个昆明的朋友四处调查,八方询问,不巧问到张老汉的儿子的头上。可是,另外的难题又来了,这,就是采访经费。别看贪官污吏们不干正经事、胡吃海喝、周游列国,可比起他们来,我就是英雄气短、捉襟见肘。我作为抗日战争的研究者在全国采访竟然都是自费!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又来了——天上掉下了馅饼:缅甸国地方军的司令官说他可以资助我的采访行为。
张老汉是中国军队二百师的老兵,二百师在缅甸与日军交战,后来,二百师官兵途径缅甸野人山回国。访“张老汉”,就扯到“二百师”,扯到“缅甸的野人山”。
我在严寒中的北京起飞,在中缅边境下了飞机,一路坐车进入缅甸。缅军军官迎接,热情洋溢,刚才还是羽绒服,一下进入骄阳似火、草木皆哀的境地。连续十几天的汽车颠簸使我几乎进入散架的状态。缅军的师长开车行进一路,坑坑洼洼,红土飞扬。车上有冲锋枪,师长还给我一只美国生产的手枪。我担心走火,又还给了他。在欢迎的酒会上,地方军司令长官用不娴熟的中文说:“我年轻的时候见过来访的中国总理周恩来,周总理长者的风范和微笑让我至今印象深刻。缅中有很长的边界线,缅中友谊世代相传。我中国朋友很多,有军方的,政界的,经济方面的。有中国首都北京的,也有云南省的、贵州省和四川省的。可想进我们野人山方面转转的,就你一个。”他右手握着酒杯,不解的目光始终在我脸上扫描。
我在缅甸既想进野人山、也想进大帅府。我遇见什么人都想聊;衣衫褴褛的、西服革履的。语言不通,而且,吓我一跳:旁边一个人一弯腰,居然不小心掉出一只左轮手枪来!
缅甸的两极分化使我想到毛泽东和他的革命;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铁和血的较量,生与死的搏斗。缅甸的贫穷和富有也使我联想到列宁和俄国十月革命、联想到中国社会的腐败现象,想到中国共产党的本来的任务和职责。
在宴会上,我吃到豹子肉和蟒肉。缅甸的酒,让我直到今天还在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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