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救了我的命

我们开始日夜轮班。我们的工地很远，路上就靠竹子火把照明，一旦熄灭，在漆黑的丛林里就像瞎子一样。有一次夜班，因暴雨后水太深干不了，日本人命令收工。

当我们举着火把爬上对面山上时，一检查少了两件工具。我被命令回去找。我趟水回到工地，找到了铁铲和铁锤，举着火把往回走。在爬石壁时我滑了一跤，火把掉到水里熄灭了，等我带着工具爬到山顶，面前一片漆黑。我很快在黑暗中迷路了，突然，我发现自己掉进了齐脖子深的水中，我惊慌得大叫，没有用，我渐渐失去了知觉。突然有人揪住了我的脖子，把我从水中拖出来，我朦胧中发现是两个中国苦力，他们把我的手放在他们脖子上，背着我走出了丛林，把我放在战俘营外面。我不知道多长时间才真正醒来，也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但我知道没有他们，我可能已经不在世上。死是迟早的事。在那个霍乱流行的雨季，营房周围如沼泽，很多地方塌了方，路上经常滑倒或滚入泥坑。一些人只因半路上泥浆溅到了饭里，就感染上了霍乱。我们的人数不断在减少，空气里弥漫着火化尸体的烟雾。生命看上去已经毫无意义，所有人的死只是迟早的事了。”

在死亡之门的台阶上

1943年10月，狄克逊终于被送进了医院，但医院几乎等于死亡收容所。病人得不到任何治疗，病情反而急剧恶化。帐篷里满是垂死的人，整夜是惨叫声，那些人躺在那里，发着高烧，没有任何药物减轻他们的痛苦。一个澳大利亚随军牧师常到帐篷里来给他们一些精神希望。尽管无法阻止他们的死亡，但每个人都抓住希望的稻草，希望再见到最爱自己的人一面。狄克逊说，“当我像所有人一样躺在死亡之门的台阶上时，我的同伴、来自伦敦的一个码头工人，每天夜里来照顾我，给昏迷中的我强迫喂些吃的东西。两个月后，我居然活了下来。战后，这个同伴来看我时，告诉我妻子他怎样喂我烤蛇肉，怎样救了我的命。我猜他说的肯定是真的。”战后他回到英国时，体重只有不到40公斤。

1945年1月底，营地一半都病倒了，很多人瘦得一阵风就可以吹倒。日本人命令，把病得最重的人送到医院去。我们营送走了30人，我感到了深度的失望，知道不久就将轮到我了。我已放弃了想再见到英国、妻子、家人的希望。脑子只想着一个问题，怎样像我已经死去的许多朋友一样在异国土地上死去。我无数次地问上帝:怎么能允许有人用如此令人作呕、卑鄙可耻的方式对待人类？

6月的一天，记者访问了在缅甸日本战俘营修建“死亡铁路”的幸存者——英国老兵亨利·狄克逊老人。

找到狄克逊老人很不容易，但他问明是中国记者时痛快地答应接受采访，并主动提出“我开车到地铁站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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