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认为李说确有道理,于是采用此议。
他上疏朝廷表示愿意北上,但提出鲍超人生地不熟“断不能至”,所以请朝廷在胡林翼和自己之间“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其实是在拖延时间,因为往返奏报大约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果然不出所料,不久就接到“和议”已成,不必北援的命令。此事使曾对李更加器重。
李鸿章对曾虽以师相待,但他毕竟是极有主见之人,经常因固执己见而时有冲突,曾有几次想离曾而去。1860年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并决定将大营迁往安徽祁门时,李鸿章认为祁门地势如同“釜底”,没有进退余地,从战略上看移营至此十分危险。在太平军攻击下,的确险情不断,李鸿章等人一再要求移师他处。而曾国藩坚持己见,甚至对李鸿章等人说:“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不久,双方又因李元度事件矛盾再起,更加尖锐,终导致李鸿章负气出走。
早在1853年曾国藩筹建湘军时,正在湖南做教谕的李元度就入曾幕,参赞军务。在湘军最初屡打败仗的艰苦岁月中,曾得到李元度的有力支持。当年湘军在江西战场数度为太平军大败,曾国藩两次想跳水自杀,李元度将其劝阻,可谓曾的恩人。在曾国藩的举荐下,李元度升任徽宁池太广道,驻防徽州。但由于他不听曾国藩的命令,打了败仗,徽州城为太平军所克,祁门更加危险。李元度乱中逃生,在浙赣边界游荡一段时间后又回到曾幕,但并不束身待罪,而是不久又径自离去。凡此种种,曾国藩决定具疏弹劾,以申军纪。李鸿章却率众人坚决反对,认为李元度在曾国藩最困难时期有恩于曾,这些年不少人借故离去,但李元度对曾的支持和忠诚始终不渝,因此指责曾国藩现在是忘恩负义。曾国藩则认为私情不能代替军纪,坚持弹劾。最后,李鸿章坦率对曾国藩说:“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回答说:“我自属稿。”李鸿章表示:“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待矣。”曾国藩生气地说:“听君之便。”于是李鸿章扬长而去,离开曾幕,前往江西准备独自闯荡一番。此事使曾大为恼火,认为李鸿章不明大义,不达事理,在自己困难时借故离去,得出“此君难与共患难”之结论。
此事也使李鸿章愤怒异常,他对人说自己原认为曾国藩为豪杰之士,能容纳不同意见、各种人物,“今乃知非也”。李鸿章在江西并不顺利,而经过胡林翼、沈葆桢等人的调和,曾国藩还是听从了李鸿章的建议离开祁门移师东流。李鸿章其实也想再回曾国藩幕,在曾国藩进攻安庆连获胜仗后,便写信致贺。以曾的历练,一眼便知此是回心转意的试探,便捐弃前嫌,写信邀其回营。李鸿章在江西混了七八个月后,这匹“好马”也吃“回头草”,再回曾幕。
事实证明,对李鸿章而言再回曾幕绝对正确。回营不久,曾就派他回家乡组建淮军、驶援上海,稍后又任江苏巡抚,开始了他的“一生事业”。江苏巡抚是两江总督曾国藩的部下,但在事关自己重大利益时李则并不完全服从、相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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