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许多方面李也对曾有体谅。如1863年底李鸿章的淮军攻克苏州后，朝廷命令他率部前往南京增援正在攻打“天京”的曾国荃部。接到命令后，李鸿章却一直以种种理由迁延不前，以致受到朝廷的严责。倒是曾国藩理解李鸿章的用心，他为之辩护说:“李鸿章平日任事最勇，进兵最速，此次会攻金陵，稍涉迟滞，盖绝无世俗避嫌之意，殆有让功之心，而不欲居其名。”因为湘军已将“天京”团团围住，曾国荃独占全功之心又切，不愿让他人分功。而曾国藩颇有为难之处，作为两江总督的他有责任命李鸿章速往，但如此一来又使胞弟大不满意。李鸿章深谅曾国藩的困难，所以甘冒被朝廷责备之险而一再拖延，不使曾为难。

从很多地方也可看出，虽然在有关自己的切身利益时李更注重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曾、李关系大体不错，特别是在与朝廷争地方利益、与顽固派斗争时总能互相配合。甚至在李鸿章的晚年，曾国藩逝世已久，李仍十分敬佩地对人谈起曾国藩:“我老师文正公那真是大人先生，现在这些大人先生简直都是秕糠，我一扫而空之。”“别人都晓得我前半部的功业是老师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曾国藩这一“言”即与洋人打交道的关节就在一“诚”字。原来，在李鸿章接替曾做直隶总督、将要参与外交时，他曾向曾国藩请教，没想到曾国藩先问他有什么主意，他只好回答说:“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曾国藩沉默良久，然后缓缓问道:“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李鸿章知道曾对此非常不以为然，急忙说:“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曾国藩只是以手捋须，很久才盯着李鸿章教训他说就是一个“诚”字。李鸿章接着坦率地对人说:“我碰了这钉子，受了这一番教训，脸上着实下不去，然回心想想，我老师的话，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我心中有了把握，急忙应曰:‘是！是!门生准奉老师训示办理。’后来办理交涉，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收大效的时候。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行，真有此理，要不是我老师学问经济，如何能如此一语破的呢？”

不论曾国藩所说与外国打交道只用一“诚”字对不对，也不管李鸿章是否真的按曾氏所说行事，以李此时的地位之高与他人谈起曾来仍一口一个“我老师”、并毫不讳言曾对自己的批评，足见他对曾的敬重、足见他们关系的不一般。

曾、李的密切关系，其实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晚清权力开始“下移”，地方开始“坐大”。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