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8月，陈伯达上庐山出席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他最初摸到的毛泽东的动向是纠“左”，因此他对彭德怀的信极为赞赏，曾当众说:“彭老总，你的信写得很好，我们都支持你。”可是，毛泽东突然由纠“左”转为“反右倾”，狠批彭德怀，陈伯达赶紧随机应变，摸新的“行情”。陈伯达抓住毛泽东这一重要思想动态，日夜赶写“论证”的“文章”，题目也是来自毛泽东在1959年9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即《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陈伯达急呈毛泽东。此文果然以中央名义加了按语，作为党内文件印发。不久，陈伯达加以修改、补充，在1959年第22期《红旗》上，以《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为题公开发表。由此，陈伯达不仅躲过一场政治危机，而且成了“反彭英雄”。

二、系统总结，即把毛泽东在各种会议、各种场合零散的讲话，加以系统化、条理化，写成文章。“理论家”所做的是归纳工作，他笔中灌注的思维不是他自己的。进入“文革”后，毛泽东几乎不写文章，只是发布简短的“最高指示”，“秀才”们则写成社论或文章。

三、演绎诠释，根据领导的某一观点、某一“最新指示”，加以扩大，加以推理，加以说明，加以解释，变成一篇社论、一篇文章。在“文革”中，每逢发表一项“最新指示”，在陈伯达的主持下，总要演化成一篇社论。有一次，陈伯达在跟笔者聊天时，无意中说了这么一句:“我的本事就是把主席的一句话，谈成一篇《人民日报》社论！”

“理论家”丧失了自己的灵魂，一味“紧跟”，文章充满八股味，就连毛泽东也发觉了这一点。在延安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时，毛泽东曾举陈伯达为例，说陈的文章现在不如过去生动活泼了。后来，陈伯达在为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作文字修润工作时，请求毛泽东删去这段话。

在对“文革”进行冷静剖析之际，应当对“陈伯达现象”予以曝光，并彻底铲除。

“文革”作为一场大灾难已经过去，然而“文革”留给人们的反思是无穷尽的。“陈伯达现象”便是值得探索的反思课题之一。

通观陈伯达85个春秋的人生之旅，可以发现，理论一旦被奴性和媚骨所玷污，只能成为换取官阶的贡品，从此与真理无缘。“陈伯达现象”之所以成为一种“现象”，则是因为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秀才”身上。

陈伯达在理论研究中，最初是独立存在的

陈伯达号称“理论家”、“中共中央一支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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