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外开放艰苦行进之时，小平同志亲自出马了。1984年1月22日到2月16日，他先后视察广州、深圳、珠海、厦门和上海。一到广州，他就说，举办特区是我倡议的，现在来看看办得怎么样了。众所周知，小平同志此行，通过对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特区的题词，充分肯定了举办经济特区的决策和实践，并对其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他回到北京后，就对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发表重要谈话，明确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

党中央、国务院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于3月下旬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决定开放上海、天津、大连、秦皇岛、青岛、烟台、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这14个沿海港口工业城市。小平同志接见这个座谈会的到会同志时，对我一再叮嘱:搞好对外开放，关键是要用明白人，要下工夫训练干部。5月4日，中央、国务院批发了这次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的《纪要》，这一文件明确指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和办好经济特区，“主要是给政策，一是给前来投资和提供先进技术的外商以优惠待遇；二是扩大沿海港口城市的经济管理自主权。”这样做，实际上是对我们现行经济管理体制，进行若干重要的改革。还具体指派我“监督检查执行情况，并协调、仲裁执行中可能出现的矛盾。”

小平同志这次南方重要谈话的发表，上述中央文件的发出，意义和作用十分重大。“是放不是收”的指导思想深入人心，给那些有关举办经济特区是是非非的议论，基本画上了句号，迎来了对外开放的春天。让工业较有基础，科教水平较高，对外交通较为方便的沿海14个城市，跨上对外开放的骏马奔向世界，加强了改革经济体制，调整产业结构，推动科技进步以振兴经济的力度。这是我国开放迈出的空前的一大步，对于广泛深入地推动城市经济改革也起了重要作用。我记得，当年10月小平在一个党内高级干部会议上曾风趣地说，他在1984年办了两桩大事，一桩是用“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另一桩就是开放14个沿海城市。

《中国经验:改革开放30年高层决策回忆》 徐庆全 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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