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下，曾宣告不做官吏、当时在政府中没有担任实际职务、“唯国民党与三民主义是奉”的汪精卫，受到了各方势力的重视。汪精卫政治活动的一大特点，是具有过人的应变能力，善于“相机而变”。对孙中山的联共政策，他一开始是持反对态度的，认为共产党如果加入国民党，“本党的生命要危险，譬如《西游记》上说，孙行者跳入猪精的腹内打跟斗，使金箍棒，猪精如何受得了”。凭借他多年追随孙中山的经历，知道国民党的改组势在必行，才抛弃自己的观点，转而支持孙中山的主张，投入改组的准备活动中。孙中山逝世前后，汪精卫又以其特有的政治敏感，去迎合时代的潮流，表现出新的姿态。在一段时间内，他不断发表左派言论，高呼“要将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一齐打倒”，只有“永绝军阀祸根，人民方能解除痛苦，团结自救”。他开口就是国民党改组精神，言必称拥护农工运动，文必举国民革命大旗。一时间他不仅得到了国民党左派的信任，得到了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也博得了广大工农民众的好感。另一方面，汪精卫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能透彻地揣摩孙中山的思路而著称，他多次根据孙中山的口授由自己代拟的各项文件，孙中山极为中意，故后来成了孙中山遗嘱的执笔人，这一切均使他在国民党内也具有一定的威望和政治资本。再加上在左右派斗争中他所做出的“无所偏颇”的超然姿态，亦争取到国民党内大多数人的支持，最终成为能为各派势力同时接受的主要人选。
在为国民党赞扬一位新领袖的过程中，苏联顾问鲍罗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拥有国民党所急需的政治和军事援助，再加上孙中山生前对他的信任，在孙中山逝世后的一段时间内，鲍罗廷的话还有很大的影响力。国民革命运动中，许多重要决定实际上是他做出的。在1924年6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之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原则是:联合国民党左派，促使国民党中派左倾，孤立国民党右派，通过使国民党的纲领和政策左倾的办法实现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按照这个精神，鲍罗廷当然得支持既有利于维护国共合作，又能调和左右派矛盾的人选。所以还在孙中山病重期间，鲍罗廷就曾对汪精卫透露了支持他为新领袖的信息，这也是汪精卫在改组国民政府期间态度左倾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对国民党政策有一定影响力的共产党人也认为汪精卫“当他还革命时，会把苏联顾问和我党的意见加以发挥，会做一个很好的留声机”，而“胡汉民从思想上说是右派，虽然有时也可以同左派妥协，但有他地主阶级的独立立场”，从而支持汪精卫，否定了胡汉民。
另外，汪精卫在改组国民政府的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幕后活动，为自己当选国府主席费尽心机。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的领袖欲望迅速膨胀，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首先是政治上急剧左转，事事向鲍罗廷请示，在各种场合做出坚决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姿态，俨然是总理遗志的继承、捍卫者。其次是排挤自己昔日的战友、现今的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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