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抓住了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首先推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等讲话和谈话中，他反对“两个凡是”，提出“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长期以来禁锢人们思想的僵化的局面瓦解了。

邓也致力于纠错。仅1979年后的三年中，党的调查委员会就处理了770万封人民的陈冤信。以刘少奇、彭德怀为代表的一系列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1977年恢复高考，只有不到28万个录取名额，报考人数却高达570万，阶层流动由此变得可能。大学生的比例不足总人口的千分之二，但是他们将是掌管中国未来的精英。如今，当年的大学生中已经有人进入了中共最高决策机构。

“拨乱反正”倚重的正是“文革”中的受排挤者。早在1975年胡耀邦受邓之命到科技部工作，想找得力的助手，就曾问，科技部受整最严重的是谁？有人说是吴明瑜，胡就找吴起草科学工作的汇报提纲。

政治之外，当年的一个基础性的困境是人口数量。美国学者墨子刻至今仍认为中国的最大问题是“人太多”。在人口成长的压力下，一个农业国可能越增产越贫穷。中国必须有更快的经济增速，才能不致崩溃。这可以从一个宏观角度解释为什么邓的眼光是比同时代的一般人更为长远的，当很多党的干部满足于恢复被“文革”打乱的国家秩序之时，他则想办法改革。

为什么改革的核心是邓？邓逝世后新华社发表的《邓小平同志生平》中曾有相关总结，基辛格的看法亦与《生平》形成了仅有话语系统不同的呼应。基辛格说，邓能力出众，“他比一般人思考得更多，看得更远，意志更坚定，更加坦率与务实”，同时“对于政治，他极为精通并游刃有余”。

举重若轻的战略家

改变计划经济模式，就意味着把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变为可观的市场。邓做了三次同样的“小事”——保护全国第一个知名的致富典型“傻子”年广久。在一个根深蒂固的顺从权威的国家，如此做法恰如“千金买马骨”，表明了这个新的时代正在激励过去曾禁止的行为。中国随后就有了东莞模式、温州模式、苏南模式，有了蓬勃兴起的私营经济，市场的魔力很快感染了全国。

最初的经济改革还不能称之为市场经济，因为具体作为还是由党和政府控制，而且私营经济只是国营经济的“补充”。不过，“厂长负责制”表明党委已经让渡了财产上的管理权，这是生产力的解放。

邓最初只是强调“实事求是”，要求党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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